第一批开发拉格斯湾的移民，那些诱人的许诺，才决定的。约纳丹号出事后，将他和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人，抛到阿尔蒂半岛的海滨上，使他再一次的感到希望的破灭！

    不过，费尔南丁·博瓦勒并没有因接二连三的失败而动摇过，他对自己和对未来的信心，他把这些归咎于莫明其妙的恶意中伤。忘恩负义、疑神疑鬼，他仍然保持本色，坚持己见。认为自己这块无暇的白玉，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价值连城的，其思想、信仰，也将会一枝独秀而屹立于世。

    这就是他为何自以为是，觉得天将降大任于他，就应该刻不容缓地抓住时机，要独树一帜，不能萎靡不振、举之不前。

    自踏上约纳丹号第一步起，他就千方百计地在其周围散播言论，以扩大影响，偶尔有几次，由于其言词过激、肆无忌惮，以至于勒卡尔船长不得不进行一下干预。

    尽管这样，让他进行煽动和蛊惑活动而感到碍手碍脚。但博瓦勒在旅行的初期活动，却收获颇丰，可借此次旅行是以悲剧告终的。其中有几位尽管其数量少得不足挂齿，但对其宣传鼓动，却产生了不可估计的能量。其实，这些论调，不过是司空见惯、信手拈来、约定俗成、夸夸其谈的东西，现在在周围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些人，各自为政，互不团结！

    如果博瓦勒真的时来运转的话，如果他在约纳丹号船上，没有可敬可畏的竞争对手的话，他的信徒，远不止这些。

    他的对手也是来自北美，大名叫刘易斯·多里克，此人脸刮得光光亮亮的，一副冷漠傲然的神态，说话干脆利索、斩钉截铁。多里克所信奉、推崇的理论，与博瓦勒的论调，基本上是异曲同工，相差无几，只是走得更远些，博瓦勒竭力推行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认为国家是生产方式的唯一主人，将能给每个人分配一份工作。而多里克大肆吹捧的则是更为纯洁的共产主义，其理论认为：世上所有的人，同时是万物的主人。

    对其理论的异同之处，可一目了然，从这两位领袖式的社会学家身上，还可以发现更明显的差距：博瓦勒属于浮想联翩的拉丁派，陶醉于滔滔理论、想入非非之中，其秉性旨在推行中庸之道；多里克则是个我行我素的信徒，十足的空论派，他那颗寡淡无情的心，不知道什么叫怜悯和同情。

    博瓦勒善于将听众弄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情绪激奋，本身并无害人之心；那么，多里克本人，就有一种潜在的、可伯的危险。

    多里克也宣传平等，但所采用的方式，是激起人们的愤懑情绪，他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下层，而是上层，当他想到大多数人受到悲惨命运的折磨时，他却心境十分平静，无动于衷，而一旦想到与他相比，有些人的地位高高在上时，他就暴跳如雷，怒火中烧。要想减轻这种痛苦，还真不容易。作为反对派，虽然他尽管是最腼腆的一个，但是仍然很快就成了社会的死对头，如果他能自由选择的话，他只会使用暴力和凶杀，摈弃辩论和争吵。

    多里克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应归罪于其充满仇恨的灵魂。

    作为文学和历史教授，一站到讲台上，便情不自禁地大讲旁门左道，与本专业完全无关的另一种知识，冥顽不灵，在课堂上，不是用纯学术探讨的方式授课，而是用一种咄咄逼人、不容置辩的形式，想让人们全盘接受，他在课堂上显示出绝对地自由放任，肆行无忌，对此人们是没有义务去言听计从的。

    这种行为，自然很快就有了结果的。于是校长出面婉言劝阻，请他另谋高就，前因后果是相辅相成的，他在新岗位上没几天，就和第一次一个样地被人扫地出门了。第三次与第二次是大同小异，如此这般，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最后一所学校也向他毫不留情地关上了大门，他于是流落街头，上了约纳丹号，教授沦落为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