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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序 允厥执中
点的说法。然而,我们也知道社会曾经是西方右翼重点招呼的对象,哈耶克固然批评“社会”以及“社会的”等词汇的滥用,前英首相撒切尔夫人更公开说道“社会是不存在的”。近年反全球化运动的其中一句口号“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化的社会”,似乎又在证明“社会”那左的嫌疑。究竟社会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还是左派暗度陈仓的小通道呢?

    对于这个问题,培云兄的确给出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新思路。尽管在我看来,他对许多问题的细节处理要比我“右”,但这套思路却是我非常认同的。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听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它具体得不得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说“言论自由”这四个字,就被认定是自由派,仿佛言论自由是右翼自由主义的专用名词。可是,难道新左派就用不着言论自由?就用不着无所顾忌地表达心中所想吗?当然不是。可见言论自由实在是任何立场都应共同预设共同捍卫的基本底线。而培云兄所说的“社会”,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线所划出的界域。没有这个界域,没有这一系列基本底线和共同价值,就什么都说不上。

    我在陈丹青的《荒废集》里读到一个故事。话说胡适晚年在台湾被人问起“大陆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胡适、鲁迅的差异何其之大,向来被后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论敌,他怎么会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呢?他所说的“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了。大家尽可以有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但不能不保持对异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不来自外在的表面的礼貌与虚伪,它来自大家对共同底线的信守。从这个角度看,不啻是熊培云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期盼:让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谁,让我们回到共同的底线。

    200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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