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在他看来，尽管“大部制”为大势所趋，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公务手续，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但是，“大部门体制”改革意味着部门的重组，必然涉及部门之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不断强化了的部门利益。由于部门利益膨胀涉及的不只是一般政府部门，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特殊，诸多政府职能延伸到执政党以及人大系统。因此，成功的“大部门体制”改革，肯定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和涵盖到党政、人大等权力系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大部制”建起来也很可能貌合神离。

    今天中国的“大部门”改革，是围绕着三权分立展开的。“‘三权分立’成了官方用语，单就这一点说，‘大部制’就已经迈了一大步。”学者吴稼祥在其博客中将“三权分立”分为大中小三种，“大部制”是小三权分立，即行政权内部的三权分立，它是一种行政体制安排，把行政权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让其各司其职；中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它是一种政治体制安排，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种权力分开设立，相互制衡；大三权分立指的是党、议、行三种权力分开。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苏联式全权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之一，是党权代替行政权，行政权代替议会权。“这样做的优越性是干好事效率高，弊端是干坏事效率也高。”

    大海中造船——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

    2006年12月11日，中国结束了加入世贸的五年“过渡期”。世贸总干事拉米给五年来中国打的成绩是“A+”。尽管入世同样带来了或这或那的问题，但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充分世界化，并没有形成“引狼入室”或“以身饲狼”的乱局。

    盘点入世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官方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在物价基本维持稳定的前提下，中国人均GDP由1038美元增长到1700美元，贫困人口从2001年底的3209万人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人。然而，对于中国这个转型国家来说，入世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层面，其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造同样意义深远。

    如果把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社会解放”称为中国自1949年“国家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运动，那么至今为止，这场“社会解放”同样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则是中国努力谋求及加入世贸后促成的“开放改革”。前者是通过国家之力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国际之力与社会之力自外而内、自下而上推动的。此一上一下，一外一内，成为见证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解放”的一个坐标系。

    就中国加入世贸而言，在入世之前，中国所进行的变革主要是“改革→开放”，而入世之后，则是“开放→改革”。前者是“以改革促开放”，后者是“以开放促改革”。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良性互动。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开放是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开放也为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如上所述，“以开放促改革”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加入世贸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中国赢得了更好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更应看到的是，这种“以开放促改革”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同样经受着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法律体系的压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