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得到平衡呢？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有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

    丁学良认为，如果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壮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度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体制内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延滞了第四种。

    重温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注意到，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却又不太像的肖像。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虽然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不过，经济繁荣的背后，不满的情绪也在积聚。国民在精神层面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而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地区，恰恰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就不难发现，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谁知却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雨果小说里反抗革命的人，便是出自布列塔尼地区。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让人难以忍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