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变成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是做时代进步的生意，还是做时代退步的生意？是促进人类和解、共享文明成果，还是煽动极端民族情绪，发“未来的国难财”？相信许多读者心中都有定论。无利不起早，就生意论，在推销思想上商人往往会比哲学家更有热情。如罗伯特·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介绍，在十八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往往有十个更天才的书商在忙碌。像《百科全书》这样一部象征着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最初就是在一个书商提议下上马的。或者说，“启蒙运动的生意”的主角，不是狄德罗，而是那位叫庞库克的书商，一位巴尔扎克式的资产阶级英雄。这位十八世纪的法国红顶商人，一边和哲学家们称兄道弟，一边想方设法在政界寻找保护伞。从庞库克到狄德罗，这些人之所以能为时人与今人津津乐道，显然在于他们做了一桩促进时代进步的生意，而不是策划一堆无用甚至有害的情绪，从中牟取蝇头小利。

    粗看“不高兴”，也的确是一堆情绪，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原创。“不高兴学者”说，“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我说的尚武精神。”这些“绕口令思想”基本上语无伦次了。

    显然，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而是在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下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见解，能够人尽其才，能够在他们拥抱世界时不被“英雄集团”的推崇者们动辄列上“汉奸排行榜”。更何况，如果只靠着“英雄集团”来为中华文明延续香火，万一遇到张贤亮小说里那种“有精英，无精子”的尴尬，中国将如何是好？

    至于尚武的精神，早在上世纪初胡适等先贤就已经讨论得很透彻。一方面，中国要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与制度；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长期以来中国“学得了西方的文明，却学不了西方的野蛮”，而这里的“西方的野蛮”，即尚武精神。所以胡适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有兵的文化”。然而，面对时代的困顿时，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反省自身，而不是拿“帝国主义”当做本国政治或者文化一无所成、一塌糊涂的替罪羊与遮羞布，更不会言必称“决裂”，在嘴巴上做“救世主”，解放全人类，除暴安良。在胡适看来，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最紧要的是自救，每个人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换句话说，每个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国家。而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对比两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命运的思考，两个时代的开放与自闭，难免让人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好在，拼凑的五位虽然毫不犹豫地代表了中国人“不高兴”一回，但实际上他们还不能代表中国知识界，更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

    中国会走德国的老路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海内外学界以及各国政府的持续关注。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有朝一日再次遗祸中国，可以肯定，现在有些媒体对这一思潮采取一种暧昧甚至怂恿的态度，无异于在发“未来的国难财”。

    有人曾这样形容时代变迁的动力：后一种思想战胜前一种思想，未必都是因为前一种思想不好，而是因为坚持前一种思想的人慢慢过世了。此说并非没有道理，人既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