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实现“文明宪政、轻松生活”？几年前，吴敬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强调“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号召中国民众齐心协力闯难关。2003年，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并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与国人共勉。不过，在这一节中本书作者着重要谈的是“过大圈”。

    又见约翰·波米尔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圈地运动”的历史，最著名莫过于英国。关于这段历史，曾有群农民就一位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巧取豪夺向国王“上访”：“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他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波米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这个场面，在“房吃人”的今日中国并不陌生。

    如果说英国绵延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源于养羊业的高额利润，那么今日席卷中国的圈地运动的动力则不仅来自经济暴利的诱惑，更来自“政治暴利”（政绩）的诱惑。正因为此，在无数中国“约翰·波米尔”的身影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利。

    尽管中央政府提出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成立了“联合督察组”对“开而不发区”的圈地行为进行打击，然而，非法征地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在许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风行于中国城乡的新圈地运动被海外媒体讥为“吃社会主义的散伙饭”。

    根据国土资源部对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卫星照片执法检查情况统计显示，违法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与此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都谋求自身加强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多要地、多圈地。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各行各业提出来的用地需要，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国土面积。

    同样被圈的还有江河。2003年6月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清查，查出仅“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水电站就有三千多座。《中国经营报》曾发表《脱贫工程带来的返贫危机》提出警告，要求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库区人民的权利，否则一旦悲剧酿就，局面势必无法挽回。

    此外还有“圈矿”热，由于国家垄断自然资源形成了自然资源主体的实际缺位，导致资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以致大量资源被浪费、破坏、偷窃甚至掠夺。这也是近年来有些掌权者能够在短期内暴富之原因所在。当资本化过程中产权界定不清，社会便将自然资源的命运及其定价权拱手交给了掌权者。

    两种不公平

    从时空两个维度来看，不公平有两种：一是同代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二是代际不公平。

    关于前者，尽管全球化论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看，透过中国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比较，不难发现中国财富如何倾斜。

    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扩大招商，滥征、强征农民集体土地，或者通过压低补偿标准，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等完成权力寻租。与一些地方政府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部分失地农民变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公民”，无力维权者甚至走到自焚申冤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权力与资本借“地利”大发横财。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工业园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