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自觉则比较复杂，决不是有了阶级利益就一定有阶级意识或阶级自觉：“我承认中国的各阶级有阶级利害，因为这是事实。但事实迫我无法承认中国各阶级已有了阶级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任何阶级，资产阶级也罢，小资产阶级也罢，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没有到造成阶级意识的程度，至于我所说的余剩者乃是人自为战之徒，不成为一个阶级，更谈不到阶级自觉了！”他断定：“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不必建立在任何阶级上。这是第一点的意思。还有第二点是：我们必须注重于所有的各阶级。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剩余者（流氓）之上。”

    近些年来，人们经常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王朝一次次崩溃而家国仍在？为什么中国人屡经“民不聊生”最后总能起死回生？转型期的中国，当社会不公正几近极限，在政府救济不力时，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出现世界预言的“崩溃”？原因自有千种。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家族作为一种“组织”部分化解了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时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与危机。

    比如说，对于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子女通过考学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会不断地接济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小政府”或“临时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负责征税，他们在家族中几乎要担当包括弟妹教育、父母医疗到养老所需的一切费用。而那些正在咬紧牙关支持孩子读书的父母，同样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从这方面说，尽管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培育很不发达，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

    在专制或者封闭时代，经营一个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极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大跃进时期社员家里做饭用的铁锅都被拿去炼钢了。当然，这种中国式的家族自救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自救理应拥有一个宽阔的前景。

    从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进程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影响民主制度的绩效，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民主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网络的发展，即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既维持原有社会资本的存量，又实现增量。

    就像婚姻缔造了家庭，自由结社同样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便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公民精神大加赞扬。在他看来，自由结社与热情参与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书中，帕特南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这种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为例，在1960年有的人参加了对肯尼迪与尼克松的选择，而三十年后只有的人参加了对克林顿、多尔与佩罗的投票。同样，公民的公共表达，诸如递交请愿书，给议员写信等也呈现下降趋势。今天的美国人是如此独立（个人主义），以至于在闲暇时间宁可独立自己去打保龄，或者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与邻居聊天，或者参加社区集体活动。

    当然，多数中国人并不会“独自打保龄”，而是“一起打麻将”。但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并不代表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中美仿佛处于两个季节，如果说美国的社会资本在部分凋谢，那么中国的社会资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发芽。今天，“投资社会资本”和“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一样，渐渐为政府与民众所熟悉。应该看到的是，对于政府来说，所谓“投资社会资本”既不需要什么投资环境，也谈不上等待什么成熟的时机。如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