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组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目前中国有一百多家慈善组织，而且多具有官方色彩，而美国有100万家。显然，中国慈善事业没有大的发展，更多是在于体制原因。除了公民的自由联合、自我组织在中国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

    2008年4月发表的《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指出，中国慈善事业大多停留在“政府主导”的形态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缩影，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即时行善的观念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但和许多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尚缺少一种鼓励人们行善的“制度性力量”。

    举例说，美国为慈善减免税收的历史将近百年。在联邦政府首次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4年后，美国国会在1917年通过一项鼓励人们捐赠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助可以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可达15％。1935年，政府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但同时允许公司用捐款来抵税。到1952年，收入最高可抵税比例增加到20％。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可抵税比例维持在50％，公司企业的标准则是10％。

    这种促进是立竿见影的。随着收入增加和税收水平提高，越来越多不愿让收入落入税务部门的人选择了慈善，水涨船高的是非营利慈善机构也得到迅猛发展。半个世纪间，美国慈善组织数量激增20倍。事实上，富人也愿意通过行善来重新分配自己的财富，与纳税相比，他们不仅收获了一个好名声，而且获得了政府一样的主动权，变纳税为“执政”。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中国社会望穿秋水，时时期待“公益领袖”的出现，在一些会议上，也经常会见到“寻找中国的卡耐基”这样的口号。在卡耐基眼里，自己的巨大财富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代替全社会“保管并分配这些财富”，所以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财富返还给社会。多赚钱是一种能力，花好钱则是一种责任。如电影《蜘蛛侠》里的箴言所揭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今日中国，这些以慈善为己任的“蜘蛛侠”被束手束脚，难以施展平生抱负。

    谈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样区别法国大革命前后世界政治的分野：“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如今，绝大多数国家的慈善事业都是通过社会来完成，即使是托克维尔当年批评的法国，也早已翻过政府主导社会的沉重一页，让权利个体在社会的自我组织中生根发芽，实现互相救济。

    回顾改革开放的“光荣三十年”，体现在慈善事业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莫过于：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政府渐渐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过去由政府代办的慈善开始向社会组织转移，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公益组织正在成为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论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个共识是，政府有必要通过立法，鼓励和引导非营利组织及其所兴办的公益事业的发展，通过政府向运转规范、廉洁高效、声誉优良的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委托它们为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促进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自我管理；通过向社会特别需要的社会救助、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保等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引导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引导社会资金向公益事业领域转移。

    慈善活动被视为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外的第三次分配。近三十年来，中国贫富分化加剧，通过慈善事业完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推进社会公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