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体育场变成了“美丽的传说”——有人开玩笑说，这一天中国足球遭遇了“9.11”。

    今日中国政治相对安定、社会平稳发展，少有“恐怖分子”，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和平年代里处处充满硝烟。电视新闻与报纸头版最抢眼的莫过于某某城市又搞了“××第一爆”。“第一爆”的美名与噱头让不少媒体与官员面露喜色。很难理解，在这些创造物灰飞烟灭之际，拍板点火者竟然没有丝毫的疼惜与仁慈。“拆迁律”为我们展示的时代悖论是：人们一边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击掌欢呼，一边为“和平坍陷”幽灵不散扼腕叹息。就这样，“拆迁”日复一日地腐蚀着文明的根基，朝不保夕的创造就像是在同一平面上铺砖，不会增加一个文明的任何高度——正如互相抢劫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

    中国人不知珍视本国历史与创造么？这并非全部真相。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近年来伴随着房地产暴利水涨船高的拆迁纠纷中，为什么有民众拼死相搏仍不能保全自己的房屋。事实上，正是这种“有心无力”使人们将“拆迁文化”与“和平塌陷”的症结投向了分立的产权制度，使文明忧思转向权利建设。

    现实是，近年来各类丑闻此起彼伏。一件丑事被曝光，很快便会在另一个地方找到相同的版本。“拆迁党”之胡作非为，之鸿篇巨制，更是无人可及。而且，拆迁的队伍越走越长。许多本来应该“善前”的事，偏偏做成了“善后”。比如说，湖北汉圣庵被拆，襄樊官员也说要“异地重建”。在这些官员眼里，对文物进行“先斩后奏”式的毁坏仿佛只是为了搞换头术表演，而不是杀人。本质上说，“先拆迁，后安置”是一种生米做成熟饭的流氓逻辑。

    笔者以为，中国的历史悲剧，很多情况下都是“拆迁政治”造成的。在生活方面更体现为“先拆迁，后安置”。“先拆迁”就是旧屋已去，新屋未建；而“后安置”则有可能再也不安置了，于是乎被拆者只好忍受天寒地冻，或在户外尽享“席卷天下”的好处。比如历史上的许多革命或者造反，便是将新天地允诺得光彩照人，然而，实际上却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如何毁灭一座城市？

    人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既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也是参照。德国法学家耶林曾经这样概括罗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持久的征服。”李约瑟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物权的丧失，被王权与神权霸占，抑制了个人的创造，终于欧洲经济千年等（停滞）一回。个体对物权的占有程度，决定了罗马的中兴与败落。

    和雅典的民主一样，罗马的物权观念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影响深远，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同样迎来“罗马法复兴运动”。遗憾的是，几十年来，谈到世界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革命时，人们多谈“自由”“民主”，至于大革命对个人财产权的肯定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与忽略：1689年脱胎于“光荣革命”的《权利法案》与紧随其后的《王位继承法》确立了英国“议会至上”的原则，同时强化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带来的《独立宣言》将公民的财产权与自由权、生命权视为同等重要；同样，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将“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的这种权利都不得剥夺”写进了《人权宣言》。如果说自由、民主等价值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某种高度，那么对个体物权的肯定则让这种高度扎根于大地之上，不至于沦落为凌空蹈虚的理想，无根无基的观念浮萍。

    承认个体的物权，归根到底就是承认个体自治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秩序，缔结坚实的社会之网，借此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依照休谟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