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在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中国曾经取经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新加坡前副总理拉贾拉南总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本土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

    反对派则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前苏联的“破产”。他们认为短短六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争论归争论，不能忽略的是，无论实行怎样一种制度，国家必须捍卫民主与自由等价值。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左派和右派的互相攻击和拆台而分崩离析，便是因为有一个共同底线。以人类进步与幸福的名义，应该说，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都有一个共同底线。如秦晖先生所说，共同底线是个不可妥协的领域，简言之就是“权界要划清”“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权责要对应”。显而易见，在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泛滥时是没有这种“共同底线”的，因为它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

    在此，不必去纠缠什么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共同底线的坚守保证已经获得的幸福不再流失。

    好东西？坏东西？

    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相关争论由来已久。从民主在雅典生根发芽，到罗马共和国的建立，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历程不可不谓艰难困苦。有史料记载，斯巴达的民主其实比雅典还要早一百年，只不过中途夭折，从此以专制的面目跳上历史的擂台。

    二十世纪，民主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被专制政权取代的例子不下70起。直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伴随着苏联解体与柏林墙的倒掉，这一局面方有所改观。在民主浪潮“第三波”（亨廷顿语）的席卷之下，某些地区非民主国家变成了被民主国家包围的“飞地”。

    如罗伯特·达尔所说：“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蜕变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去。”二十世纪，不仅让建立在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世袭的贵族制、寡头制在人们眼里丧失其合法性，同样让那些披着进步马甲的反民主体制消失在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废墟里。

    民主是人类创造的、用于改善自己命运的工具，所以并非全能。如有学者指出，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自由市场及“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可能导致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然而，民主政权有着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考虑产油国，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几乎所有最贫穷的国家，除了印度及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是非民主国家。民主不是万能药，但却是其他灵丹妙药的先决条件。

    无论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首先是个为人所用的“东西”。今天，历史翻过极权的一页，从价值理性上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从工具理性上说，认识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坏东西”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希特勒是通过竞选握住了第三帝国的权柄。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人们不惜冒险犯难，坚守民主的价值；同样，认识到民主可能衍生出“坏东西”，民主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

    民主进步史，就像飞机发明史。我们不能因为偶有飞机失事便否定人类的飞行理想。时光永远流逝，不难想象，后人站在未来观看我们，就像我们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