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里的德国军官，他之所以上前线杀敌人、杀战友，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胸口上能别一枚勋章。

    自古以来，榜样及其所具有的力量一直被高歌。然而，榜样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譬如说古人为了维护男权社会的“贞洁政治”，于是把某些贞烈或守活寡的女人立为榜样。但是，在人心开放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不过是通过一种表扬的方式惩罚一个人，给一个活生生的人“盖棺定论”，使之成为远离其真实生活的“符号的奴仆”。显然，这种牺牲个人真实幸福以谋求道德秩序的行为在今天已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人们最关心的是公正平等的契约精神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而不是竞争谁应该额外多付出一些，并以此指责别人不道德。

    青年领袖的进步意义也在于此。这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就，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创业之初，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要当选“青年领袖”号召他人，而是因为他们追求自我实现。“青年领袖”和榜样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开放的，反对权威的，后者则是封闭的，作为道德标杆同时也是排他的。所以，当有论者抨击“青年领袖”的评选缺乏权威性时，我以为没有权威性恰恰是“青年领袖”最可珍视的地方。如果我们认同思想共和国的价值，赞成每个人都可以而且能够自由思想，那么就不应该稀罕这种权威。因为，任何人都“有领有袖”，都可以借着自己独立的判断与奔放的热情让自己或他人充当一时一势的英雄或“领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或为丰富自己的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上，今日中国“青年领袖”异军突起，让人不禁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之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繁荣。中国也将因此迎来一个“领袖辈出”的开放时代。

    开放时代，领袖辈出

    张靓颖作为娱乐圈的新人，为何能进入“青年领袖”的行列并受到如此意义重大的论坛的邀请？赞成者如有参评人士指出：“张靓颖是博鏊亚洲论坛结合各个评选人的意见评选出来的。张靓颖是从‘超女’中冲出来的‘大众音乐’的英雄。无论她的出身、成长、成名，还是她本人的条件、水平，都是对‘大众音乐’最好的注释。”

    今天，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麦克卢汉语）里，套用诗人韦尔特书信里的词语，传播“正在改变地球的面貌”。但是，当“大众+传媒”赋予一些育年才俊以“领袖”之名，以致“镁光灯下，领袖辈出”时，无论是台上的领袖，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更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这一判断之最紧要处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传媒，和司马昭一样，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手中的权柄，而“商界领袖”“娱乐领袖”也没有因为“抱得领袖归”而多半点执行力或者强制力。就像新闻记者被人们“封（无冕之）王”，然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终究还是要在柴米油盐中过着庸碌寻常、仓促无力的一生。

    从这方面说，笔者更愿意将“青年领袖”们视为一群穿戴着光鲜或古老的时代价值的模特。换句话说，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推选出几个“青年领袖”，一方面，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对青年才俊的奖赏，是一个理性社会自我激励在某种意义上的实现；另一方面，这也为我们平凡无奇的生活添选一点亮色。虽然这些才子佳人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引领时代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遂其心愿左右整个社会，让社会在他们的哨声里齐头并进。

    如上所述，从契约的角度来说，无设这些青年荣获怎样的“领袖”头衔，社会并没有赎予他们任何强制力，让他们可以逼迫台下或远程的看客换上被摊派的衣裳，走到t型台上去合唱。

    如有媒体指出，青年领袖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他们（指李彦宏等）奋斗之初不属于哪一个利益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