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我们回忆或者梳理这场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五月风暴”发生时，巴黎沉浸在格瓦拉式的革命情调里。对于刚刚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巴黎极左派们更能感受到一种心气相通的朦胧之美。

    尽管和中国实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五月风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内涵，但是二两之间有所呼应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对他们来说，“文化大革命”像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是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唯一办法。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人对这场运动的“工具性”及其他“黑暗面”一无所知。当然，这种一无所知，还包括这一代法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乌托邦试验的错误理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极左派的革命理想在法国正式退潮，有赖于一个真实世界的呈现。这一时期，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着作法文版面世，种种斯大林独裁统治的真实细节震惊了整个巴黎；两年后的1976年，中国结束了巴黎左派们怀揣春兔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红色高棉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也渐渐为世人所知。这一切，足以让活跃于当年的“六八分子”从希望陷入失望，并且“走到绝望的尽头”。

    “索尔仁尼琴效应”说到底就是“真相的效应”，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让那些原本诚心诚意想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背负起一种“逻辑上的负罪感”。就像早在十年前的1958年，曾在信仰上改弦更张的埃德加·莫兰在《自我检讨》一书中所感慨，对“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已经“形同陌路”。呼应中国的文革，巴黎的极左派曾经相信“红宝书”可以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然而，事实告诉他们，天堂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被搬到地上来。克劳迪和布鲁瓦耶勒在《幸福的石头》一书里的诘问是意味深长的：那些极端的“六八分子”虽然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没有愿望用鲜血去彰显活力——“这很好！但共犯暴行的条约，我们不是一样签了吗？”

    要面包，更要玫瑰

    岁月无情，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生命的暮年。反思这场运动，主流态度不外乎两种：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有人甚至将这场运动简化为一场“打砸抢”、一场“意识形态病”的急性发作；另一部分人则得了怀乡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远逝的梦想。至于在这一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官方，尽管他们当中许多精英都是“‘六八’下的蛋”，但没有人会给当年那群“越革命越想做爱，越做爱越想革命”的才子佳人们颁发奖章。

    毫无疑问的是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如上所述，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过七十年代的广泛的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变了当代法国的历史风尚。用一个法国学者的话来说，“五月革命”以后的法国的生活变得性感。

    从此以后，“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法定的程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五月风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观上完成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一种抗衡或者分权，表明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内涵。

    几百年前，托克维尔曾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根源在于法国农民受到的束缚大辐度减少，生活水准显着提高，而随着手铐的去除，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