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外力——哪怕有时候它只是一只猩猩，但至少它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猩猩。

    如上所述，革命诗人马高同样是通过制造一个虚假的意义来实现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当他将世界分为地上与地下，并且垄断地下与地上的一切传播途径，由自己负责解释地面上的一切时，他便成了救世主一样的英雄。他首先剥夺了穴居者的一切、然后一点点地给予。而这些心怀恐惧的人同样毫无戒心地把自己了解地面上一切事情的权利交给了马高。

    《地下》里有一段假传圣旨的情节。为了鼓励黑仔在地下室里安心干活，马高以铁托同志的名义转送给他一块印有铁托头像的手表，并向他转告了铁托的“原话”：“现在离战争结束还早呢，告诉黑仔，在地下别让他出来。他是决战必需的人才。”黑仔为此欣喜若狂。谎言，就像萨满咒语一样，只有你相信它时才会起作用。对马高深信不疑的黑仔们因此变成了一群为虚幻的“自由”概念生产枪炮的奴隶。就像中世纪的人们把自己追寻真理与幸福的钥匙全盘托付给教会，使这个“中介巨无霸”有机会揩尽人与上帝的油水。

    “信上帝，但不信教会”

    人人生而平等，多么动听的口号！然而，谁也不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生而平等。无论身高、体重还是智力，无论是时代的境遇还是父母的条件，每个人都不可能绝对平等。但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一代代的努力，以期建设一种制度，让每个人生而自由，让每一位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条件含着一把自由的钥匙诞生。

    弗里德曼曾引用某位法官的话说，“我移动拳头的自由必须受到你下巴所处的位置的限制。”为了合群生活，不彼此伤害，人们被迫将自己的钥匙部分上交给政府代为保管。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掌管仓库的钥匙的人，是否会将仓库据为己有？高薪聘请的保姆是否会将主人锁在门外让他回不了家？

    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在《钥匙的统治》里写道，天主教徒引用圣经里的话认为，“上帝把自己的权力转授给了自己的继承人，直至现在仍然健在的教皇。”天主教徒坚决地对多神教徒说，“钥匙是有的，它保存在地上，只是不在你们的破庙里，而在我们的神庙里”。当信仰上升为权力并且开始取代国民的思想，教会与教徒们同样相信自己已经抵达真理，拥有了通往最后的秘密和永恒极乐之路的钥匙。如舍斯托夫说，天主教所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它自己。假如基督重现人间，伟大的宗教大法官定会把他烧死，就像它烧死了所有的异教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写下了他深切的优虑。当耶稣重新回到人间，作为上帝权力代理人的宗教大法官，不但不像仆人一样侍奉耶稣，反而逮捕了它。《宗教大法宫》为我们讲述了人类不再渴望“天上的粮食”，而是沉醉于“地上的粮食”的故事，也间接印证了中国人讲的“县官不如现管”。魔鬼徘徊于人间，上帝习惯于对恶的纵容与惩罚，当人类需要正义时，它总是姗姗来迟。

    同样的原因，在几百年前，路德视教皇为反基督徒。在经历了十年僧侣生活后，他不得不相信自己落入了反基督徒的阵营，确信他所服务的，不是基督，而是基督的那个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对他来说，当他走进修道院时，他期待的是自己的拯救，逃避的是毁灭，同样，当他离开修道院时，他期待的同样是拯救，逃避的同样是毁灭。

    在没有上帝之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当上帝的印象由教会充公并制成标准像推广，这也意味着人们将钥匙的全部权力转交给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这个联系人与上帝的唯一中介因此也变成了人与上帝沟通的最大障碍。廉价的许诺从此取代了活生生的上帝，取代了人类真正的自由。教会脚踩两条船——在上帝那里代表人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