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那天，正好是我的长子小学毕业升中学的日子。维丽要我请一天假和她一起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去不了，理由是我得参加一个有关预备役军人入伍的特别会议。她仍然对我的困境一无所知，我对她还是严密封锁消息——反正她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反而担惊受怕，何苦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这正是我的最大心愿。我一向都认为配偶在帮不上忙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让她分担忧愁。维丽为儿子的毕业感到自豪。几年前我们发现他连基本的阅读都不行却依然年年升级，维丽非常气愤，开始亲自教他读书。她教得很好，慢慢他能够拿到高分了。我对学校这种不管成绩好坏一律升级的做法也感到气愤，这是我对纽约市感到失望和怨恨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居住在低收入区，居民全是工人阶级和黑人。学校根本不关心孩子是否能真正学到知识，完全是为了早日摆脱他们而让他们升级，只要他们不闯祸，不惹麻烦，把他们顺顺当当地从学校打发走就万事大吉了。

    维丽盼望着早日搬进新房子，它位于长岛社区，这个区的学校有口皆碑：教师们尽力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考上大学的合格人才。另外，虽然她嘴上没有说，其实我知道她心中更庆幸的是那里几乎没有黑人，孩子们会在像她当年的天主教会学校那样安分守己的环境中成长。我不反对她的想法，也不想告诉她，她所设法逃避的种种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整个病态的社会，不是到了长岛学校那有树有草坪的环境就能逃避得了的。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忧虑，那就是我也许会去坐牢，这可就要取决于我今天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表现了。

    那天早上起床时我就心情欠佳。维丽亲自送孩子们到学校去并准备留在那里参加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可能工作到很晚才回来。他们比我先离开家。我自己煮了咖啡，一边喝一边仔细考虑应该在陪审团面前所做的一切。

    我必须否认任何指控，科里已经向我保证他们绝对追查不到我所收的贿款。只有一件事使我犹豫，我必须填一张有关个人财产的问卷，其中有一道问题是问我有没有私人住宅，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冒险，因为我在长岛的住所已交了首期付款，是一笔定金，可是这所房子的余款尚未还清，按理说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没有私人住宅，于是我填上的答案是“没有”，也不提已交定金的事。令我久久举棋不定的原因是担心联邦调查局的人是否已发现了我买房子这件事，我猜测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

    我边喝咖啡边设想，假如陪审团问我是否已付定金购买了一栋房子，我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接下去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在问卷里填写清楚，我必须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还有，假如万一弗兰克垮下来，并认了罪，招供有关我们是合伙人和交易的情况等等，我该说些什么？我已下定决心对此事要讲假话，这样弗兰克的供词就对我不利。他总是一个人单独处理这种交易，没有人能够为他作证。我忽然记起很久以前的一天，弗兰克不在办公室里，他的顾客企图收买我，让我转交一个信封给他，我拒绝了。在这件事上我真走运，因为那个顾客就是向联邦调查局写匿名信控告弗兰克，导致这场全面调查的人当中的一个。那次对我来说拒绝接受贿赂纯属偶然，是因为我从心里讨厌那个一副猬琐相的家伙。这样，他出庭作证时应该指出我是拒绝收贿款的，这一点对我有利。

    弗兰克真的会认罪和把我抛给大陪审团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唯一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出来作证指控他的顶头上司，例如少校或者上校等人，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牵涉在内。另外，我觉得弗兰克这个人一向够义气，他决不会因为自已被抓而出卖我。还有，他的处境危险，如果他认罪，就会失去在政府部门中的工作、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