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惊诧：看起来我们只不过干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是弄些小玩意来赚些零花钱而已，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欺骗，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互助互利的、对谁也不会造成伤害的、兼顾双方利益的行为而已。当然，我们是违反了一些法律，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干过什么坏事，而政府却要花数以千计的美元来企图把我们投入监狱！这似乎不公平——我们既没有杀害什么人，也没有抢劫银行，既没有贪污公款，也没有伪造支票，更没有犯下窝赃、强奸、给俄国人当间谍等滔天大罪，他们干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由于某种原因，我突然情绪高涨，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还在笑什么？”弗兰克惊奇地问，“事情可严重呢！”

    我们周围都是人，有些近在咫尺。我眉开眼笑地对他说：“我们究竟担心些什么？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指控全是些无稽之谈！操他娘的！”

    他听后也哈哈大笑，接过我的话头说：“说得对！操他娘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恨不得宰他几个兔崽子才解恨！”

    “别开这样的玩笑，我知道你是个有口无心的炮筒子。”我给他使了个眼色——这个厅也许安装了窃听器。

    “说得不错，”弗兰克不情愿地说，“你以为这些人会因为给祖国服兵役而感到自豪吗？我已经历了一次战争的考验，这次重新入伍我都毫无怨言，可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从两扇标有黑白标志的，上面写着“大陪审团”的大门那里传来法警喊弗兰克名宇的声音。就在弗兰克进去的同时，我看见保尔·汉姆希从里面走出来。我迎上去对他说：“喂，保尔！你的情况如何？”我向他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

    他见到我时显得很不自然，但是他的眼神里没有犯罪的表情。“你爸好吗？”我问他。

    “他很好。”保尔答道。经过一段短暂的犹豫后，他低声地说：“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谈论我的证词，你也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爸爸要我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听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是我唯一担心的人。科里说他会和汉姆希这家伙扯平，现在看来他真的做到了。我不知道科里是如何办到的，目前这一点已无关紧要。我看着保尔走向电梯。这时，另一个我曾经帮过的年轻人向我走来，他曾是一家戏院的见习导演，我分文不取就把他招进了预备役部队。他是真的很关心我，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们将为我作证，证明我从来没有索取或收受过他们的钱。我很感谢他，和他握手致意，还说了些笑话，并很自然地微笑着。我在扮演着一个兴高采烈的狡猾的受贿者的角色，尽量装出一副无罪的样子来。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其实很欣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许多顾客都在为我打抱不平，都说这是几个心胸狭窄的人惹出来的麻烦，说这样做是在耽误整个法庭。我甚至觉得连弗兰克也不会被判刑。这时，我看见弗兰克从大陪审团的厅里走出来，他显得很倔强，但也不气愤。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屈服，准备斗到底。当我从两扇大门步入大陪审团大厅时，随即把脸上的微笑一扫而光。

    大陪审团根本不像电影描写的那样，有许多人似乎是坐在一排排的折叠椅上，而不是坐在包厢或其他形式的地方。地区律师站在桌旁，桌上放着几捆供他查阅的文件。有几位速记员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放着一部打字机。指定我坐的那张椅子是放在高出地板的平台上的，以便陪审团的人能清楚地看到我。我的自我感觉是仿佛成了在赌场纸牌档上的云梯警卫员。

    地区律师是个穿着守旧的黑西装、白衬衫，打着天蓝色领带的年轻人，他的黑发浓密，肤色白皙。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用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向我提问，这纯粹是为了表明他是在做例行公事，把信息记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