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去日本的主意挺不错，反正下星期我得到洛杉矶去搞那部电影，所以去日本也只是增加一点点路程而已，况且最近我和詹娜丽老闹别扭，得离开她一段时问。我知道她会把我去日本的事当做是对她个人的报复，如果她真的有这种想法就太中我的下怀了。

    维丽问我准备在日本呆多长时间，我说大概一星期左右。她并不在乎我的离开，这几年来，她对此事从来不在乎，实际上她倒喜欢我离开家，因为我在家时总是烦躁不安，太神经质了。可能正因为这样，她经常去探望她的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员，而且总是拖儿带女一起去。

    我飞到了拉斯维加斯，科里和那辆罗斯莱斯已在停机坪上等候我，于是我就不必经过机场大楼，这使我轻松多了。很久以前，科里就曾对我解释过为什么他有时要在停机坪接客人，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开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对到埠旅客的监控。

    机场大楼所有的大门通道都经过一个中心候机室，此室的上面安装着一个巨钟，在钟的后面有一个特别的装置，里面隐藏着许多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那些由世界各处大量涌入的迫不及待的赌客，到了晚上，联邦调查局的值班人员就会根据被通缉人员的名单来彻底搜索他们是否在片子里出现。那些大模大样的打劫了银行的匪徒，盗用了公款后在逃的罪犯，制造假钞的骗子，绑架人质得逞的恶棍，敲诈勒索成功的案犯等等，在他们还来不及把不义之财赌掉之前就被逮捕归案时，总是会因此而吃惊不已。

    我问科里他如何得知这些内幕新闻，他说他曾请过一个以前当过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的人当酒店保安队的头头，情况就这么简单。

    我这次注意到科里亲自驾车，没有司机跟随，他绕过机场大楼到行李认领处，我们坐在车里等我的行李由传送带送过来，这时科里扼要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他首先提醒我不要和郭鲁尼伏特说我们第二天一早去日本的事，要装着我是来赌博和度假的，然后他告诉我这次去日本的任务是把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偷运出日本，以及承担的风险。他很诚恳地说：“我认为没有什么危险，但也许你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不想去，我绝对不会怪你。”

    他知道我无法拒绝他。我欠他的情，实际上我欠了他两次人情，一次是免去了我坐牢之苦，另一次是把我存在他那里的三万多美元在所有的麻烦都过去之后交还给我。他还很周到地用面额20美元的钞票凑齐了这三万美元，可真难为了他。我把这些钱存进了维加斯的一家银行，掩护的借口是我赌赢了钱，万一被查问起来，科里和他手下的人会帮我回这个谎的。后来事情也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军队预备役的丑闻全过去了。

    “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去日本，”我回答他说，“我愿意当你的保镖，我要不要带支枪？”

    科里一听满脸惊讶，赶紧说：“你想我们两人都去送命？见鬼了！如果他们想从我们手中把钱拿走，就让他们拿去好了。我们的保护神就是机密和行动迅速，我全安排好了。”

    “那你要我去干什么？”我问他。我既好奇又有点担心，实在不能理解他的用意。

    科里叹了口气说：“去日本的路程很遥远，我需要旅伴，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玩游戏，在东京游览和寻找一些刺激，另外，你是个大个子，如果碰上哪个小毛贼想谋我们的钱财，你可以把他们吓跑的。”

    “那好吧。”我说这话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半信半疑。

    当晚我们和郭鲁尼伏特共进晚餐，他看起来气色不佳，但一讲起他早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来仍滔滔不绝，浓厚的创业兴趣丝毫不减当年，特别是那段有关在联邦政府派大量侦探和会计到内华达之前，他如何在不必交税的情况下发达起来的经历。

    “一个人必须在黑暗中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