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站起来，在房间里神经质地蹬来踱去，戈登在察言观色。他爱那张诚实、轮廓不鲜明的宽脸，那扁平的鼻子和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她是纯粹的撒克逊后裔，他暗想着：然而看上去仿佛是斯拉夫人。他怀疑这两者是否有联系，他还需仔细察看一番。

    安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她说，“你必须放弃，你一定要放弃。”

    “放弃什么？”戈登懵懵懂懂地问道。

    “你自己知道，”带着那种可以理解的惊恐，她毅然说出了这件事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是多么地巨大，他哪儿还会气恼，沉积在心头的只有绝望。安注视他的脸色，她走过来，跪在他的椅子旁。只有当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变得软弱、温柔，说话几乎是恳求。她说：“因为你是共产党，丢掉了你的工作，我不生气。可是，今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得为了孩子想一想吧。你必须能找得到工作，挣钱，戈登。你对政治感到如此气愤的时候，你失去了你所有的朋友，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亲爱的，我们不能啊。”

    戈登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去，大为吃惊，不仅仅是因为她竟然能说出这种事情，而是因为他最亲近的人对于自己如此地不了解。她很可能这样认为：她丈夫会象戒烟或禁食一样地脱党。归根结底他必须回答她。

    “我在替我们的孩子着想，”戈登说，“这就是我要当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因。你想让他怎样长大成人，是让他有象利奥那样的经历，还是让他成为莫斯卡那样的对他的同伙漠不关心的人呢？尽管他表示喜欢我，我却不喜欢他在你面前讲话时的那种神态，他可不管这些。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的社会里长大成人，这种社会不会把他推到战争或集中营里。我想让他在文明社会里长大成人，这就是我战斗的目的。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腐败下去。安，你是懂得这点的。”

    安站起身来正视着他，不再那样温柔、恳切了。她很现实地对他说，“你不相信任何关于俄国干的坏事，可我相信，而且不少，他们不会使我儿子安全。我对我的国家就象人们对他们兄弟姐妹一样地有信心。你常常说那是一种民主主义的信念，可我不太懂，你难备为你的信仰作出牺牲，可我不被备让我的孩子为了你的信念受到苦难。戈登，假如我认为你死抱着那些信念不放，我不会阻挠你的，可是你应当想到利奥的父亲所遭遇的那些也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感觉到当时他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你引以为戒。从更坏处着眼，你会颓废堕落的。你得退出来，你必须退出来。”她那张宽而平的脸上布满着固执的阴云，他明白固执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看咱们是否互相了解一下，”戈登轻缓地说，“你想叫我找一个好的工作，过—个尚好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而不想让我留在党内并因此陷入危难的境地，对吗？”

    她避而不答。戈登接下去说，“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俩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想为我们的孩子作最好的打算，只不过志同道不合而已。你为你的儿子设想的那种安全是暂时性的，你那安全是乞怜于那些统治我们国家的资本家。而我的道却是为永久性的安全而战斗，一种少数统治阶级难以破坏的安全。你看到没有？”

    “你得丢弃它，”安固执地说，“。无论如何你要丢弃它。”

    “你要是不打算丢弃它——”安停了下来，镇定一下又说，“我就要带着孩子到英国去，不去美国。”

    他俩都被安的最后这句话惊呆了，随即，安把声调压低到近乎哭泣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一旦说了话就会算数的。你了解我是相信你的。”自他们俩生活在一起这是戈登第一次对安真正的动了气。因为他知道安的信念有道理，他从来没向她撒谎，从不自食其言，他的新英格兰的良心从夫妻关系上来说，从来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