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邦法官释放了亨利·蒂勃特和亚当·格里斯。

    政府并没有据理力争，否认对他们的拘捕是非法的。格里斯和蒂勃特的辩护班子钻了法律上的每一个漏洞。

    美国人气坏了。他们纷纷谴责肯尼迪政府，诅咒法律机构，老百姓跑到街上大声疾呼处死格里斯和蒂勃特，有些人还自发地组织了民间治安团体和搜寻小组，力图实现人们的正义要求。

    格里斯和莱勃特逃到了南美洲，在一个由他们有钱的父母资助的教堂里躲藏起来。

    距总统大选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各种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虽然胜利在望，却仍然难以把他挑选的众多国会议员候选人选进国会。

    而且麻烦日益增多：尤金·戴西和那个女演员之间的丑闻被抖了出来；这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的指控，说克里斯蒂·科利故意让那颗原子弹爆炸；还有一些谣传说坎农和科利私自挪用白宫军事顾问办公室的资金来养活庞大的秘密勤务局。

    也许弗兰西斯·肯尼迪自己走得太远了，美国这个国家对他的社会改良并不感冒，也并不准备摈弃以自由企业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美国人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钱。几乎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彩票奖券，奖金往往高达几百万元，买奖券的人比选举投票的人还要多。

    在位的本届众议员、参议员们的能量也着实不可小觑，他们手下众多的工作人员当然有政府支付薪水，这不必说；而且他们手中拥有工商界捐助的巨大的资金，这些钱足够在电视上推出大量精心设计的竞选广告。另外作为立法机构官员，他们可以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特别政治节目中及报纸上，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劳伦斯·塞拉丁现在活象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到处散布流毒的活跃分子，主持着这场反击肯尼迪的全盘战役。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实际上成了苏格拉底俱乐部的领头人物。‘肯尼迪总统仔细审阅着底下人给他送来的一份报告，报告预测他亲自挑选的一些国会议员候选人可能会落选。想到他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无能为力的跋足总统，他不禁深恶痛绝，浑身起鸡皮疙瘩，不仅如此，他简直恼羞成怒，心里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恶毒的仇恨。这种失常的情绪使他感到惭愧，他集中精力开始考虑克里斯蒂·科利在报告中拟定的机密行动计划。

    总统注意到克里斯蒂在接将这份报告递交给了他。只好这样。报告中关于选举的预测分析已够人吃惊，而科利针对这个情况所拟定的解决措施则更了不得。

    必须牺牲牵扯到的一些道德准则，肯尼迪想，并立即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代价。他在报告书上草草签了名，以示同意。

    九月三号，克里斯蒂·科利不宣而入，闯进了副总统的办公室。

    他格外警惕，预先向秘密勤务局负责保卫海伦·杜里波的特工分队下达了特别指示，然后他才径直走到杜波里的秘书跟前，说他有事要求见副总统。

    副总统看到他，大吃一惊，在事先没有经过她的允许，或至少提前给她打个招呼的情况下，他不期而至，怎么说也是不合乎礼节的。有一会儿，他心里直前咕是不是会触怒了她，但杜波里是个聪明人，并没有显露出很大的不快，她马上意识到，除非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克里斯蒂·科利这样的人是不会违犯有关礼节的规范的。实际上，她下意识的反应是忧虑，在几个月过后，现在又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呢？

    科利立即察觉到了她的紧张和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我们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出了点问题，牵扯到总统。我们封锁了你的办公室，这是其中一个应急措施，你最好不要接任何电话，交给你的｝下人处理，我本人要和你在一起呆一整天。”

    杜波里应该明白了，这就是说，只要科利在这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