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马丁是他的姓。在我们这儿的是他的弟弟特里·马丁博士。想起来了吗？”

    史蒂夫·希尔不再打趣了。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电话听筒，凝视着空中。哦，对了，他想起了马丁兄弟。早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他是驻沙特阿拉伯的情报站站长，当时这位学者的哥哥潜入巴格达，就在萨达姆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伪装成一名卑微的花匠，然后把从这个独裁者的内阁中获得的珍贵情报发送回来。

    “想起来了。”他勉强承认，“马丁怎么了？”

    “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美国人说，“面谈。我可以飞过来。我这儿有一架‘格鲁曼’飞机。”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飞机上睡觉。早饭时抵达伦敦。”

    “好的，我给你在诺思霍尔特机场安排一下。”

    “还有，在我飞行时，你能不能把这个马丁的全套档案准备好？见面时我再向你解释。”

    在伦敦西郊通往牛津的路上，有一个叫诺思霍尔特的皇家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里，它是伦敦的一座民用机场，因为希思罗机场才刚刚开始建设。希思罗建成后，它降为第二机场，最后沦为只为私人飞机和公务飞机服务的一个机场。但因为产权仍属皇家空军，所以进出的航班既可以安排得完全保密，也无需办理通常的那些繁琐的手续。

    中情局在兰利附近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还有一支小型的公务机机队。马雷克·古米尼凭借手中那张具有无限权力的纸条，动用了那架“格鲁曼”V型飞机。在飞行期间，他美美地睡了一觉。史蒂夫·希尔在诺思霍尔特机场等着他。

    希尔没有把他的客人带到沃克斯霍尔桥附近泰晤士河南岸的那座黄绿色建筑里——那是秘密情报局的总部一而是把他带到了更安静的克利夫顿宾馆。这里原来是一座私人别墅，坐落在自家的庄园里，距机场不到三十英里。他已经预订了一个带有小会客室的套房以备私谈。

    在那里，他阅读了与英国切尔特纳姆的分析如出一辙的来自美国古兰经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以及在那辆汽车后座上的对话录音稿。

    “傻透了。”看到最后时，他嘟嚷了一声，“另一位阿拉伯学者说得对，这不可能。这不单单是方言和诵经的问题，还有其他所有的考验。任何陌生人、外人根本不可能混进去。”

    “那么，根据上面的指示，你有什么建议？”

    “在‘基地’组织中挑一个人，对他威逼利诱一番。”希尔说。

    “史蒂夫，如果我们在‘基地’组织的高层中有内线，我们肯定会那么做的。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这种人。”

    “等着瞧吧。肯定还会有人再次使用这个词的。”

    “我方不得不假设，如果‘伊斯拉’是下一个大行动，那么它的目标就是美国。侥幸心理安抚不了华盛顿。此外，‘基地’组织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缴获了那台电脑。所以现在的情况也许是，他们再也不会使用那个词了，除非是两人之间的面谈。”

    “嗯。”希尔说，“我们可以到处宣扬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获悉并在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因此放弃，然后逃走。”

    “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我们无从知道。我们会一直煎熬着，不知道‘黄貂鱼’项目是否终止了。如果没有终止呢？如果它得逞了呢？如同我的上司所说的：它是核武器？生化武器？还是传统武器？在何时何地？你们的那个马丁真的能冒充阿拉伯人混进去？他真的有那么优秀吗？”

    “他曾经是。”希尔咕哝着说，并把一个卷宗递了过去，“你自己看吧。”

    卷宗有一英寸厚，是标准的浅黄色马尼拉纸，只是简单地标了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