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并不生气，他说，“给今晚我去的那个咖啡馆打电话，晚上10点钟。”

    一周以后，桑得森按时拨了电话，酒吧侍应生接了电话，然后传来休斯的声音。

    “在巴黎米奥林大街有个咖啡馆，你要找的那个人在那儿和你会面。”他说，“下周一中午到那里去，那人会认出你。你看那天的《费加罗报》，把大标题朝向屋内，他把你当做约翰逊，然后就看你的了。如果你周一不到，周二周三中午他还在那儿等你。过那个时候再不去，事情就吹了。带现款去。”

    “多少？”桑得森问。

    “大约5000镑，满打满算的话。”

    “他们会不会当面硬抢我的钱呢？”

    “那你就甭多心了，”电话里说，“他也不知道咖啡馆里有没有你的保镖啊。”只听咔嚓一声，耳机里传来了嗡嗡声。

    一周后的中午，桑得森坐在米奥林大街的那个咖啡馆里，背靠墙读着《费加罗报》。12点过5分时，对面的椅子被拉开，一个人坐下来。他是一个小时以来一直坐在咖啡馆中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约翰逊先生吗？”

    他放下报纸，将它叠起来搁在一边。那人很高，又瘦又长，黑头发黑眼睛，大下巴，是个科西嘉人。他俩谈了30分钟。科西嘉人说他叫卡尔维，这实际上是他老家的地名。20分钟后，桑得森递过去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男人的头像，背面写着阿奇·苏马上校，后面写着西班牙阿利坎特市的详细地址。另一张照片上是一幢白油漆的小别墅，黄色的百叶窗。科西嘉人慢慢地点着头。

    “必须在下午三四点钟。”桑得森说。

    科西嘉人点了点头。“没问题。”他说。

    他们又在价钱上谈了10分钟。桑得森交给他5迭钞票，每迭500英镑。

    国外做活是很贵的，科西嘉人解释说，西班牙警察对一些游客很不客气。

    最后，桑得森站了起来。

    “多长时间？”他问。

    科西嘉人耸了耸肩膀，“一周，两周，也许三周。”

    “我想知道你干完的时间，你懂吗？”

    “那你得想办法跟我联系。”这位刺客说。

    英国伦没有回答，在一个纸条上写了一个号码。

    “一周以后算起的三周内，早上7点半到8点往伦敦的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不要去查这个号码的地址，也别干砸锅了。”

    科西嘉人会意地笑了笑，“不会砸锅的，因为我还想要那一半钱哪。”

    “还有一点，”英国佬说，“一点痕迹也别留，更不能跟我有丝毫瓜葛。要干得像当地人偷窃未遂而导致的杀人。”

    科西嘉人仍在笑，“您考虑您的名声，约翰逊先生，我还要过我的日子哪。不然的话，在西班牙托莱多监狱里至少要关30年。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的，这是一件——无头案。”

    英国佬走了以后，那位科西嘉人，即卡尔维离开了咖啡馆。确认无人跟踪后，便转到市中心的另一家咖啡馆里消磨了两个小时。在6月初阳光的照耀下，他陷入沉思，考虑怎样去干。合同本身没什么麻烦，向一个毫无提防的傻子直接开枪；伤脑筋的是如何把枪带到西班牙。可以带着枪从巴黎坐火车到巴赛罗纳，冒险去闯过海关检查。

    但是，一旦被查出来，抓他的是西班牙警察，而不是法国警察，那些西班牙警察对职业刺客有旧式的成见。飞机更没门儿让那些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们闹的，飞离巴黎奥利机场的每次航班都严格地检查武器。他跟住在西班牙的旧时同伙还有来往，他们曾一起在美洲国家组织中干过。现在，他们宁肯在西班牙的海边生活，也不愿回到法国。他算计，可以从他们之中雇一名枪手。但又感到不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