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保罗圣文森特教堂的姐妹济贫院。1906年9月。

    在我头上的天花板上，灰泥裂开了一条缝。在裂缝旁边，有一只蜘蛛正在织网。我很奇怪地认为这只蜘蛛会比我活得长，几小时后，我会离去，而它还会在那儿。祝你好运，小蜘蛛，织一张网抓住苍蝇喂你的小宝贝吧。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安托瓦内特·吉里，58岁，躺在由修女开办的济贫院里，等待着会见上帝？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像那些修女们，摆脱了无穷无尽的尘世杂念，并发誓保持清贫、纯洁、卑微、恭顺。我从来就做不到那样。你能看出，他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从未具有那样的信念。现在我该学会有这样的信念了吧？可能吧，因为等到夜空装满了我视线边缘的那扇高处的小窗时，我将离去。

    我在这儿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把钱用完了。差不多是这样。我的枕头下面有一个小包，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那有特殊目的。40年前我是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当时非常苗条，年轻和美丽。所以他们告诉我，年轻小伙子们总是等在舞台门口。他们也非常英俊，他们清秀、带有香气的、结实的身体可以带来或带走欢乐。

    他们中最英俊的是吕西安，整个合唱队里的人都叫他“吕西安帅哥”，他的脸庞可以使女孩的心怦怦直跳。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他带我出去到布洛涅的树林，单膝跪地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一年之后，他在色当死于普鲁士人的枪下。之后，我很长时间不想再结婚了，将近5年时间我一直跳着芭蕾。

    当我28岁时，我的舞蹈生涯结束了。原因之一是我遇到了儒勒，我们结婚了，我怀上了梅格。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身体不再轻便自如了。舞蹈团里的老演员一直都在努力保持着苗条与柔韧。但经理对我很好，他是个好人，他说合唱队的女教师快退休了；而我有经验，他也不想在歌剧院外找人接替她。他指定了我做芭蕾舞团的女教师。梅格出生后我就把她交给奶妈抚养，开始上任工作。那是在1876年，是加尼亚富丽堂皇的新歌剧院开幕的第二年。最后我们终于可以离开那些在勒彼勒蒂埃街的陋室了。战争结束了，巴黎的创伤得到修复，生活变得美好。

    儒勒和他那位比利时胖女人约会，并私奔到阿登高地，那时，我甚至一点也不介意。这是一种幸运的摆脱。至少我有份工作，比他说这说那强多了。我住在我的小公寓里，抚养梅格，晚上看着舞蹈团的姑娘们为欧洲的达官贵人表演。我在想儒勒现在怎么样？现在去过问已为时太晚了。那么梅格呢？像她的妈妈一样，她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和合唱队员——我至少可以为她做这些——但在10年前一个可怕的秋天她的膝盖不能活动了。即使在那时她也是幸运的，她能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帮助。我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歌剧女演员克里斯汀·德尚尼夫人的化妆师和私人助手。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看不起笨拙的澳大利亚的梅尔巴夫人的话。我在想梅格在哪儿？米兰、罗马、还是马德里？这位歌剧女演员正在马德里表演。想想看我曾经对子爵夫人大声喊叫，要她注意排好队！

    那么我在这干什么呢？在等着进坟墓吗？8年前我退休了，在我50岁生日的那一天。他们在这件事上对我很好，老讲客气话，还给我丰厚的奖金，作为我当了22年教师的回报。这笔钱足够我过日子了。再加上为有些富人笨得出奇的孩子做一点私人辅导，钱不多但够用了，还可以存一点钱。但去年春天情况变了。

    那时我感到疼痛，开始痛得并不频繁，却是突然的剧痛，在胃的下部。医生给开了秘药治消化不良，这可花了我不少的钱。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病魔正在深入我的躯体并不断地扩张。直到7月份我才知道，那时已经太晚了。所以我躺在那儿，尽量不让自己痛得大叫大喊，等待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