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号，星期五，被人们当成不吉祥的日子，但对于普雷斯顿来说，恰恰相反。在跟踪两个高级职员的枯燥差事中，他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监视了16天，毫无结果。两个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监视，就是说，谁也不去看身后有没有盯梢的。这样，侦察哨们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但也很枯燥。

    住在城里的这个人每天都在同一个时刻离开贝尔格莱维亚大街的住宅，走到海德公园路口，转到宪章山，穿过杰姆斯公园，便来到骑兵校场。穿过校场，经过白厅，便一直走进部里。有时到外面吃午饭，有时在部里吃。晚上大都在家里或到他的俱乐部去。

    坐火车来的人住在伊登桥外面的一座漂亮小屋里，每天坐同一趟火车来，从茶陵路口站走到部里，然后消失在里边。侦察哨每天晚上都给他“打更”，非常留神，一直到早上第一组来换班。两个人谁也不干令人怀疑的事。信检和监听也说明只是正常往来账单，私人信件，平平常常的电话。都过着正人君子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直到2月13号。

    普雷斯顿是监视的指挥，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联络室里。这时突然传来监视跟踪理查德·彼得斯的B组的呼叫。

    “乔正在叫出租车，我们在车中尾随。”在侦察哨的语言中，目标总是“乔”，“查梅”，或者“咱朋友”。

    B组下班时，普雷斯顿与组长哈里·伯金肖研究了一下。他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对自己的毕生职业很精通。他能够在伦敦的街道上、在人群中混几个小时，而当目标企图溜走时，他又能迅速地跟上去。

    他穿着方格上衣，戴圆顶帽，拿着风衣，脖子上挎着相机，像一名普通的美国旅游者。所有的侦察哨都有帽子、上衣和风衣，又柔软又可翻过来用，这就成了六件。侦察员们都很重视自己的道具和多用性，使自己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换装。

    “那么，出了什么事儿？哈里。”普雷斯顿问。

    “他跟平常一样从部里出来，我们盯上他，让他处于‘箱子’的中央，但他改变了经常的方向，走到特拉法加广场，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快下班了，急忙把情况告诉了接班的，便尾随着出租车。

    “他在贝斯沃特街的潘仔熟食店下了车，朝克兰里卡德公园走去。走了一半，便朝一个前院一直走进去，下了通向地下室的台阶。我的一个小伙子走到跟前去看，下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扇通到地下室的门。他从那儿进去了乙一会儿，小伙子只好走开——乔又出来了，顺着台阶往上走。他转回贝斯沃特大街，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西区，然后又按照往常的路线朝家走去。我们在花园路口把他交给了接班组。”

    “他到地下室去了多长时间？”

    “三四十秒钟。”伯金肖说，“他要么是很快地被放进去了，要么是他自己有钥匙。里面没有灯光。好像是进去取邮件或看看有没有。”

    “什么样的房子？”

    “看起来很脏，地下室也很脏。明早这些都会写在记事本上。我可以走了吗？我的脚疼死了。”

    整个晚上，普雷斯顿都在考虑这件事。理查德·彼得斯爵士为什么要拜访那样一所房子呢？只40秒钟？他不会去看谁，时间不够。取邮件？或留下一个便条？他安排人监视这所房子。一小时后，有一个人坐在车里，拿着照相机守在那里。

    周末就是周末。普雷斯顿本可以要求民事部门在周末周日去调查那所房子，但那会引起一些风波。这是额外的监视。他决定等到周一再说。

    非常委员会一致同意克利洛夫教授当主席和发言人。正是他，通知巴甫洛夫少校说，非常委员会已准备好，要向总书记汇报。这时，正是周六上午。几个小时后，四个人便接到通知，叫他们到沃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