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懂英国的人。这就有许多人喽——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苏军军事情报处、以及克格勃。但是，如果他回避了克格勃，能不回避别处吗？

    这样看来，一定是一个私人顾问。他越这样想，他所讨厌的那个人的名字就越出现在他的眼前。多年以前，当他还年轻、正在一心进取的时候，曾经羡慕过菲尔比。人人都这样过。但随着岁月的流失，他步步登高，而菲尔比则每况愈下。他亲眼看着这个英国叛徒颓废成为一个酒鬼。事实上，自从1951年以来，菲尔比就没有接触过英国的精选文件（克格勃给他看的那些除外）。他1955年离开英国去贝鲁特；1963年叛逃过来后，再也没有到西方去过。24年啊！卡尔波夫认为，他自己现在要比菲尔比更了解英国。

    更有甚者是，他知道，总书记在克格勃的时候，对菲尔比印象很好。菲尔比那种旧时代的举止，那种趣味，那种英国绅士情调，对现代社会生活——摇摆舞、摩托车和牛仔裤的厌恶，这些都与总书记的观点一拍即合。曾经有几次（卡尔波夫知道得很清楚），总书记都采纳了菲尔比的意见而驳回了第一总局的意见。现在又何尝不能如此呢？

    最后，在卡尔波夫的目录中，有那么一条记载，有一次，仅仅一次，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想回国。仅仅这一句话，别的都姑且不论，就不能信任他，一点儿也不能信任。他想起了新年前克留什科夫宴会桌对面那张布满皱纹的笑脸。他那时说英国什么来着？说什么他（卡尔波夫）的部门过高地估计了政治稳定性？

    他还想起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又把它们归纳到一起。他决定查一查哈罗德·菲尔比先生。但他知道，处于他的这个地位上，什么都要有记录的。索取档案、正式要求资料、打电话、往来信函都要登记。必须用非正式的、私人的形式，更不能留下文字。与总书记分庭抗礼是非常危险的。

    约翰·普雷斯顿走在通往自己家的大街上，离自己的公寓大楼100码时，突然听到喊声。他回过头来，看到巴里·班克斯正穿过马路朝他走来。

    “你好，巴里，真是冤家路窄。你到这儿有什么贵干啊？”

    他知道巴里是K分局的，住在北边海格特区。可能是路过这里到附近的艾尔伯特音乐厅去听音乐会？

    “我正等着你哪，真的。”班克斯说，并友好地一笑。“是这样，我的一个同事想见你。你不介意吧？”

    普雷斯顿是有头脑的，但并不疑神疑鬼。他知道班克斯是六局的人，但不知道谁要见他。他跟着班克斯穿过马路走了100码，班克斯在一辆停着的福特汽车前站住了，拉开后门，示意普雷斯顿往里瞧。他看了看。

    “晚上好，约翰，咱们聊几句好吗？”

    普雷斯顿惊奇地钻进车里，坐在身着大衣的那个人旁边。班克斯关上车门，悠闲地走开了。

    “是这样，我知道这样见面有点怪，但还是见了，不想引起什么风波，是不是？我只是觉得没有一个适当的机会来谢谢你在南非的出色工作，一流的成绩。亨利·皮埃纳尔很感动。我也是如此。”

    “谢谢你，奈杰尔爵士。”他暗想，这个狡猾的老狐狸究竟要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谢谢我。但局长好像陷入了沉思。

    “还有另一件事，”他终于开了口，似乎在竭力思考什么，“巴里这个小伙子告诉我说，他注意到去年圣诞节时你针对本国的极左分子写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报告。也许我搞错了，但我想一定有一个外国势力给他们提供经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问题是，你的报告并没有传给我们。真可惜，竟有这样的事。”

    “报告被束之高阁了。”普雷斯顿紧接着说。

    “对，对，巴里告诉我了。可惜，太可惜了。我倒想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