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即使让我明天回去上班，我敢肯定，也不会让我管这个案子了。显然我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总是无事生非。”

    奈杰尔爵士不快地点着头。“在两个局之间过多地管事总不被人认为是好事，”他说，似乎在深入地考虑着什么，“上次我叫你替我到南非跑了一趟，是伯纳德爵士点头的。”后来我听说有人说成道淡，尽管是暂时的——怎么说呢？甚至在查尔斯大街的一些部门里都引起了一些仇恨情绪。

    “现在，我不想跟兄弟局进行公开争吵。另外，我跟你有同感，这件事比你的委屈要重要得多。长话短说，你有三周的假，你愿意把假期花费在这个案子上吗？”

    “为谁呀？”普雷斯顿问，有点摸不着头脑。

    “为我，”奈杰尔爵士说，“你不必到桑蒂纳尔去，会被人看见的，闲话会传出去的。”

    “那么在哪儿工作呢？”

    “在这儿，”局长说，“虽然小点儿，但很舒服。我有权索取在你办公室中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任何从苏联或苏联集团来的人员都将进行记录——或者是书面记录，或者是电脑记录。由于你不能亲自去查档案或使用电脑，我让人把档案和电脑打印的材料送给你。你认为如何？”

    “一旦五局知道了，我在‘五局’就吹了。”普雷斯顿说。他在担心自己的工资、退休金，在担心将来的工作，在担心汤米。

    “到目前为止，你在查尔斯大街干了多长时间了？”奈杰尔爵士问。

    普雷斯顿笑了。“不长，”他说，“好吧，爵士，我干。我愿意抓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中掩盖着一些东西。”

    奈杰尔爵士满意地点着头。“你是位刚强坚毅的人。约翰，我喜欢刚毅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星期一9点钟到这儿来。我派我的两个人等你。你要什么就管他们要，他们会给你弄来的。”

    星期一上午，正当普雷斯顿在切尔希住宅开始工作时，一位世界闻名的捷克钢琴家从布拉格飞到伦敦希思罗机场，按期前来参加明天的威格茂音乐厅的音乐会。

    机场当局接到通知，为了表示对他的格外尊重，海关和移民手续要尽可能简化。出了海关，这位老音乐家受到维克多·豪赤豪泽组织的代表的迎接。钢琴家与他的几个随从一起，很快地来到下榻的昆博兰旅馆。

    他只有三名随从：服装师，竭尽忠诚地照管他的衣服和其他用品；女秘书，负责钢琴迷们的来信和回信；私人助手，一个阴郁的大个子，叫李什卡，负责与主管团体进行磋商和财务，他好像靠胃酸药片活着。

    今天，他吃了好大一把药片，才坚持下来他的工作。叫他干的这件事，他并不想干，但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的几个人硬是把他说通了。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敢顶撞该组织的人，更不敢被请到他们的总部（那所可怕的修道院）去讨论问题。那几个人说得很坦率，如果他愿意帮忙的话，他的孙女上大学就很容易了，同时很礼貌地告诉他，如果他不干的话，他孙女便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他们把他的鞋又拿回来时，他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动过的迹象。按照指示，他穿着这双鞋乘坐了飞机并通过了希思罗机场。

    当晚，一个人来到旅馆的服务台，很有礼貌地打听李什卡的房间号码。服务台也很有礼貌地告诉了他。5分钟后，按照事先安排的准确时间，李什卡的门上传来几声轻轻的敲门声，门下面塞进来一个纸条，李什卡检查了一下上面的暗语，把门打开一个缝，递出去一个装着那双鞋的塑料袋。一只手接过去，他便关上了门。他把纸条从马桶中冲下去，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比他想像的要容易得多。现在，他想，可以安心地准备音乐会演出了。

    星期五下午，奈杰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