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什么毛病吗？”那人问。

    “可能是汽化器有毛病。”他说。

    “不是，”那摩托手一本正经地说，“我看是配电器。而且，你迟到了。”

    “对不起，因为渡船，还有海关。东西在后边。”

    在车里，摩托手从怀里掏出一只帆布兜，多恩嘟嘟哝哝地掀起坐垫，从孩子的玩具匣中的几只球里挑出了一个。

    这个球的直径只有5英寸，但却有20多公斤重。因为纯铀-235的比重是铅的两倍。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用一只手提着沉重的帆布袋，竭力装出不费力的样子，穿过停车场，来到摩托车前。没有人注意他。多恩盖上车盖，到小吃店里去找妻子。那辆摩托的后筐里装着那件货物，吼叫着向伦敦开去，再去达特福德和萨福克。第六只包裹送到了。

    到5月4日，普雷斯顿意识到，他是盲人骑瞎马。现在快三周了，除了侥幸得到那块钋盘外，两手空空如也。他知道，根本不可能让每个进入英国的人都脱光了搜查。他只能要求海关对来自东方集团的人查得更严一些，发现任何护照不对头时，就立即通知他。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是最后一招儿。

    从奥尔德马斯顿那里的核工程人员获悉，最简单的核装置中，有三个部件是特别沉重的。一个是一块纯铀-235；一个是反射器，外形是圆柱形或球形，由高密度硬化钢制成，1英寸厚；第三个是一个钢管，也是高密度、硬化的，也是1英寸厚，大约18英寸长，30磅重。

    他估计，这三样东西，至少要用车带入英国，因此，要格外留意盘查外国车辆带来的类似圆形、球形和管状的而且特别重的东西。

    他知道，搜查地带很广阔。每天，江河流水般的摩托车、小汽车、卡车以及大货车源源不断地进进出出。单就商业运输来说，如果每个车辆都停下来，司机乘客都脱光检查，那么，整个国家就得停顿。正如常言说的那样，他正在大草垛里找一根针，而他连一块小小的磁铁都没有。

    现在要谈一谈乔治·贝伦森了。太太离开了他，到她弟弟的约克郡大庄园去了。他与部里的小组碰了十二次头，把他传给简·马雷的每一个文件都查了出来，他知道自己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中，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紧张心理。

    他照常到部里去上班，并不知道国防部常任秘书佩里·琼斯爵士已经知道了他的变节行为。能够使他坚持下来的是，他要不时地将业经改动的文件传给马雷，以便让马雷送给莫斯科。自从他知道这个南非人是苏联特务后，便尽量避免跟那人见面。但他一定要阅读他所传出的材料，以防说不定什么时候马雷找他来核实和澄清已发出材料中的一些问题。

    每次阅读将要传发出去的材料时，他都打心眼里佩服那种巧妙的伪造。每份文件都是以传阅给他的真文件为基础的，但都被改动得惟妙惟肖，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最终结果只能使苏联对于英国和北约的力量和准备造成一种错觉。

    5月6日，星期三，他收阅了七份文件，都是有关最近的决定、建议和调查之类的内容，让他作为近两周所收阅的文件转出去。上面不是标着“机密”，就是“绝密”。其中有一份使他感到很奇怪。当晚，他便把这几份文件送到白诺蒂冰淇淋店，24小时以后，接到了暗号电话，说明已经安全收到。

    5月10日，星期日，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躲在切里海斯胡同的小房中，在隐蔽的卧室里守着灵敏度很高的手提收音机，收听着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节目里的讯号。

    这台收音机不能发报。莫斯科从来不让有价值的间谍亲自冒险发报。在英美反谍报追踪电台如此灵敏有效的情况下，不能冒那个险。他的收音机只是那种大型的德国布朗牌的，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电台。这种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