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处处长、犹太人马考斯·乌尔夫将军工作。

    海关人员叫他停车，让他把手提箱拿到检查台上去。他谦恭地笑着，遵嘱而行。

    另一个海关人员掀起引擎盖，向里面看着。他在找一个可能藏在什么地方的像小足球那么大的圆形东西、或者一个圆管形东西。根本没有像那玩意儿的东西。他又看了看车下，然后打开空空的尾箱。他叹了一口气，伦敦的命令真叫人头疼。尾箱里除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工具箱、一个千斤顶捆在一边，一只灭火器挂在另一边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瑞典人站在旁边，手中提着衣箱。

    “请吧。”瑞典人说：“可以了吗？”

    “可以了，谢谢，先生。旅途愉快！”

    一个小时之后，快到11点时，萨布轿车开到科尔切斯特南的一个小村的金福特公园旅馆停车场。伦魁斯特先生从车里爬出来，伸了伸腰肢。正是用上午茶点的时间，停车场里有几辆车，但都没有人。他看了一下表，离接头时间还有5分钟，快到了。但他也知道，即使那人来晚了，他还可以等一个小时，而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预备接头地点。他心里想，接头人能不能来呢？什么时候来呢？那边有一辆BM摩托车，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修车，除了那个人外，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不知道接头人长得什么样。他点着了一支烟，回到车中，坐在那里。

    11点时，有人敲车窗。那个修摩托车的人站在外面。伦魁斯特按了一下钮，车窗刷刷地自动落了下来。

    “什么事？”

    “你车牌上的S是代表瑞典还是瑞士？”那个英国人问。

    伦魁斯特放心地笑了。他在路上已经停过一次车，把灭火器装到了一个袋子里、放在座位旁。

    “代表瑞典，”他说，“我刚从哥德堡来。”

    “没去过那儿。”那人说，接着便问：“给我带来东西了吗？”

    “带来了，”瑞典人说，“在我旁边的袋子里。”

    “那边的窗户正朝着停车场，”开摩托的人说，“你在停车场兜个圈子，从我摩托旁经过，把袋子从车边扔给我，让你的车把那边窗子的视线挡住。从现在开始5分钟的时候。”

    那人走回摩托旁，又继续修车。5分钟后，萨布轿车兜了一圈，从他旁边经过，那个包滑落到地上，他拾起装进筐里。车正好挡住了那边的窗口。他再也没有见到这辆萨布轿车，他也不想再看见他了。

    一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塞特福德的车房。将摩托换成了小轿车，把两件货物放到尾箱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不是他的事。

    下午，他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家中，把两件东西存在卧室里。第十只和第七只包裹送到了。

    5月13日，约翰·普雷斯顿该回戈登大街上班了。

    “我知道一无所获，但我希望你仍然留下来，”奈杰尔·欧文爵士来看他，对他说，“你可以打电话说得了重流感，你要医生证明的话，告诉我一声，我有几个医生。”

    到16日时，普雷斯顿意识到，他走进了死胡同。海关和移民局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就差没实行全国总动员了。来来往往的旅客如同涛涛流水，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详细盘查。自从俄国水手在格拉斯哥被殴打以来，已经过去五周了。他感到，其余的交通员从他手中漏掉了。可能在谢苗诺夫之前，他们就来过了。这水手可能是最后一个，也可能……

    他越来越气馁。他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阴谋的期限。如果知道了的话，是什么时间呢？

    5月21日，星期四，从奥斯坦德开来的渡轮停靠在福克斯通。从渡轮上下来的总是那些旅游者，有的步行，有的驾车。另外，还有许多大拖车，把欧洲共同体的货物从一方运到另一方。

    渡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