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奈杰尔爵士说，“我要求盯梢处接管，巴里·班克斯要坐到科克的无线电室里，把进展情况不断地用电话报告。”

    局长亲自给关系单位K分局的局长打了电话，提出了要求。K分局局长又与平行单位A分局联系，把一个昼夜盯梢小组派到帕丁顿的苏塞克斯公园路。小组的负责人恰巧是哈里·伯金肖。

    普雷斯顿在自己的小房中沮丧地踱来踱去。他想到外面的街上去，至少应该到行动的前线去，不想在自己的国土上却类似一个潜伏者，更不愿充当自己的顶头上司们权力角逐的人质。

    当晚7点钟，哈里·伯金肖的人前往接了岗。特勤处的人也很乐意把这种任务交出来。这是一个温暖而美丽的黄昏，令人愉快。四人盯梢小组在小旅馆的前后左右形成了一个“箱子”——街上那边一个、这边一个，旅馆对面一个、旅馆后面一个。两辆车混在苏塞克斯路上停着的几十辆车子里。一旦那位先生行动，便可以马上跟住。四个人都用无线电互相联系，并由伯金肖与总部联系——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室。

    巴里·班克斯也在科克，因为这个行动是应“六局”的要求而采取的。他们都在等待着温克勒接头。

    伤脑筋的是，温克勒并不去接头。他什么也不干。他只是坐在带有纱窗的小房间里或躺在低低的床上。8点30分，他出来了，走到艾治威尔路的一家餐馆，简单地吃了点晚饭，又回来了。他没有扔下什么东西，也没接到什么指示，饭桌上也没留什么东西，在街上没跟任何人讲话。

    他做了两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在去饭馆的艾治威尔路上，他突然停下来，向一个玻璃窗看了一会儿，又回身朝来路走回去。这是发现有没有盯梢的老花招儿。但这个招儿并不一定高明。

    离开餐馆后，他停在马路边，等着车水马龙的车辆空隙，然后急忙穿过马路。在马路另一边，他停下来，回头环视路上，看有没有人跟着他穿过马路。什么人也没有。温克勒这样做的结果，只是离伯金肖的第四个盯梢更近了，那个盯梢始终在马路的对面。当温克勒搜寻路面时，那个盯梢就在几英尺之外，假装在叫出租车。

    “我们在盯着他，”伯金肖告诉科克大街的总部说，“他在防备盯梢，但很蹩脚。”

    伯金肖的判断传到了切尔希，普雷斯顿听到后点了点头，放心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温克勒在艾治威尔路转了一圈后，回到旅馆，晚上再也没出来。

    同时，在桑蒂纳尔大楼的地下室，另一件事情正在抓紧进行。特勤人员在希思罗机场和贝斯沃特马路上给温克勒拍的照片已经洗印出来，并且毕恭毕敬地摆到了传奇性人物布劳德温女士的慧眼前。

    对外国间谍或涉嫌间谍的识认，是任何情报机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可能为对手干事，有的可能不是——都被各种情报机关照了相，即使是同盟国的人，也免不了要被照下来，装进一本本的相册中。外国使节。商业人员、科技文化代表团等，虽然不一定都拍照，但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或其同情国的人，是一定要拍照的。

    档案越积越多。同一个男人或女人，大约都有20张照片，拍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这些照片从来不扔掉，它们的用处就是为了“识认出”什么人来。

    如果一位叫伊万诺夫的俄国人陪着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加拿大，那么，他的面部照片就将被加拿大皇家警察传送给华盛顿。伦敦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兄弟机构。很可能有这样的事，在五年前非洲某共和国的独立庆典上曾拍过同样一个人的照片，但那人却叫科兹洛夫，是一个记者。如果一旦对科兹洛夫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时，参照他在握大华时的身份，那么，对他就可以“识认”出来，说明他只能是一个克格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