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画非常有用，”他说，“我将把它带给防盗队去传阅。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有记录。”他起身准备离开。麦克唐纳也站起来了。

    “希望能有所帮助。”他说。两人握手后，侦探离开了。

    吃午饭时，斯通和那名画家都被告知了那个新编造的故事。她们二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都同意将一致回答检查员切尔诺夫的提问。事实上他从没对她们面谈过此事。

    他的防盗队员分散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他们也没辨认出那张脸。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把那张画贴到他们房间的墙上了。

    1985年7月，莫斯科克格勃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那里发了笔横财后，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行业中有一条牢不可破的规矩，如果某个局突然在敌人心脏获得了一个无价“之宝”，就必须设法保护他。因此，当这个宝贵的人一次透露许多背叛者的名字时，受益局应该慢慢地小心处理这些背叛者，每逮捕一个人都要编造一个不同的理由。

    只有当他们的宝贵人物脱离了危险，被送到后方以后，才允许将他透露的许多人同时逮捕。假如不这样做，就好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整页广告，宣布：“喂，大家注意！我们刚从你们的机构里获得了一名少校双重间谍。看！他给我们提供了多么重要的情报。”

    由于埃姆斯仍然处于CIA的关键部门，而且很有前途，第一总局应该按照规矩将他透露的14名背叛者慢慢地分别小心剔除。但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否决了他们的做法，尽管他们几乎是含泪提出了抗议。

    铃挡小组将来自华盛顿的丰收果实分类整理，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认，而另外一些需要进一步验证。那些可以“立即执行”的人员当中，有一些人仍然在国外任职，必须想方设法以巧妙的方式把他们骗回来，不能打草惊蛇。这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所作的第二个决定是避免他们的竞争对手第二总局插手。第二总局习惯于海外作战，他们对莫斯科大街上的内部事务很不熟悉。

    他们决定从“英国”间谍奥列格·戈迪夫斯基上校下手。有一件事使他已经被列为怀疑对象了，即这么多年来他的侦探工作一直无成效。埃姆斯描述的那个刚返回莫斯科的克格勃上校军官像手套一样正好适合戈迪夫斯基，证实了他的罪行。因此，第一总局悄悄地在莫斯科范围内把他的全部活动都监视起来了，这原本是第二总局的业务范围。结果是个败局。

    戈迪夫斯基绝非等闲之辈，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真后悔不该回莫斯科。他应该接受伦敦朋友的紧急劝告，并呆在伦敦叛逃，实际上12年前他在精神上早就叛逃了。

    英国人曾经给过他一个在被监视情况下使用的紧急求援电文：“我遇到麻烦了。我现在需要帮助。”他把该电文发出去了，而且对方竟然收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SIS）拟了一个帮助他脱险的计划，但是需要大使馆的帮助。英国大使的后台是对外事务办公室，他拒绝帮忙。

    于是，SIS局长不得不利用他的特权，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向英国首相求援。他解释了存在的问题。

    撒切尔凑巧认识戈迪夫斯基。去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总统之前，他曾访问过伦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苏联大使馆来了一位外交官坐在戈尔巴乔夫旁边当翻译，他的名字叫奥列格·戈迪夫斯基。那时她没想到他正在为她工作，她印象很深的是她对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想法掌握得十分精确。戈迪夫斯基在头天晚上已经把情报转移过来了。

    此刻她起身离开了椅子。“我们一定要救他脱离莫斯科，”她下了命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是我们的人。”一个小时之内，外交部长和英国大使被说服了。7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