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情经过再从头到尾给我讲一遍。”

    摄影师先拍了照，然后医生戴上薄纱口罩，迅速进行验尸体检查。他直起身来，把橡胶手套从手上拽下来。

    “该买瓶好酒犒劳我了，我确定这是谋杀。实验室会告诉我们更详细的结果。他死之前，受到过严刑拷打。但可能不是在这里。祝贺你，沃洛佳，你今天的第一个死尸案已经有眉目了。”

    他提到死尸时，使用了俄罗斯警察和黑社会常用的俚语。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勤务兵，他们抬着一副担架穿林而来。医生朝他们点了点头示意，他们把尸体装进了尸体袋，并迅速拉上了袋口的拉链。然后，抬着尸体朝路边的救护车走去。

    “我没事了吧？”根纳季问道。

    “还没完事呢！”侦探说，“我们还需要你到警察局去，协助我们录口供。”

    警车沿着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向回走了3英里，他们把根纳季带回到警察的领地——西区警察总部。运尸体的车继续向前，要把尸体送到市中心的第二医学研究所的太平间去。到达太平间后，尸体暂时被放入冷藏柜内，还不能立即检查。因为那里法医的人数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985年10月，也门10月中旬，贾森·蒙克进入了也门。虽然这个国家又小又穷，但是也门人民共和国有个一流的飞机场，它早先是皇家空军的军事基地。那里不但可以，而且确实降落过大型喷气式飞机。

    虽然蒙克的西班牙护照及其相关的联合国旅行证件引起了移民局的极大兴趣，但是最终并未引起其怀疑，半小时候后。他紧握着拳头顺利地过了关卡。

    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确实向罗马通报了有关他要到来的消息，但是，他们通知的日期比蒙克实际到达的日期整整晚了一周。因此，没有车去机场接他。他乘出租车来到了新建的法国大酒店，这个酒店位于连接亚丁和大陆的岬角上。尽管他有完善的证件，而且他预计不会遇到真正的西班牙人，但是他还是十分清楚自己的境地，他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间谍活动都是由大使馆内的军官执行的，他们对外公开的职务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一旦出事，他们可以利用外交人员的豁免权渡过难关。

    有一些军官是“公开的”，他们毫不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地反情报人员了解并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真正的任务却被巧妙地隐瞒了起来。在一个敌对国的领土上建立的情报站里，总是有一些“非公开”的军官，他们的对外身份只是贸易、文化、档案或新闻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非公开军官在街上被跟踪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隐蔽的接头地点或参加秘密的会议，而那些公开的军官则容易被跟踪。

    然而，一个不能以外交工作掩护自己的间谍，是无法享受维也纳有关外交豁免权的协议了。如果一名外交人员暴露了真实身份，他可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除出境。他的国家将抗议他的人被无辜驱逐，反过来，他的国家也要驱逐一个对方国家的外交人员。这种针锋相对的游戏结束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但是，参与秘密间谍活动则是非法的。对于这类间谍来说，暴露身份意味着就要受到可怕的折磨，长期的集中营生活或者孤独地死亡，一切取决于他被捕的国家。即使指派他来工作的上司或组织也几乎是无能为力。

    在民主的国家里，将进行一次公平的审判，而且监狱里也有人道主义的待遇。在专制的国家里，根本没有人权，那里的一些人从未听说过人权二字。南也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甚至在1985年美国在那里还没有大使馆。

    也门，10月份的天气仍然十分炎热，礼拜五是休息日，这一天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