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录音的内容拟写解剖报告。他录音的第一句话是当天的日期：1999年8月2日。

    1986年2月，华盛顿在1986年2月中旬，使贾森·蒙克和他在苏联／东欧分部的上司们高兴的是，彼得·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上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他并没有设法与在莫斯科的任何西方人联系，更不会与美国大使馆联系。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德地址写了一封信。提供地址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但是经过了严格的预谋。假如索洛明向克格勃汇报这一地址，他将遇到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他的上司都知道只有同意为CIA作后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地址，假如是这样，索洛明的情况就更糟了。

    他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在第一次与美国人接触时你不向亚丁的GRU指挥官报告？为什么你要让与你联系的美国人逃走？这些问题将无法回答。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与美国人合作。该信件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国外的来往信件都要被截获并被审读。所有的电话、电报、传真和所有电传文件也同样要经受审查。但是，苏联内部的邮件数量极大，因此仅对可疑的发信人或收信人的邮件进行检查。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东欧团体内部的邮件，包括东德。

    东德的地址是一名为CIA当邮递员的地铁司机的地址，CIA为此也支付他很高的报酬。他家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他收到的信总是以弗朗茨·韦伯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是这家的房客，已经去世了。这个地铁司机承认，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过两封寄给韦伯的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因为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扔掉了。他毕竟是个诚实的人。

    来信从不写回信地址或姓名。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词老调：希望你安康，我这里一切都好；你的俄语学得怎样呢？希望我们有重逢的那一天。祝你好运，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东德的秘密警察，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断，韦伯在某个文化交流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俄国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样，这类事情还是受到了鼓励。

    即使东德秘密警察，透过字里行间破译了用隐显墨水写的电文，它只能表明韦伯曾经是个间谍，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在莫斯科那边，一旦信件投进了信箱，发信人就消失了。

    地铁司机海因里收到信后，要把它转交给柏林墙那边西德的有关人员。他转递信件的方法听起来很奇特，但是冷战期间，在这个被分离的柏林市里确实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怪事。事实上，他的方法太简单了，以至于他从来没被抓住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可以安度晚年了。

    1961年之前，柏林有一个环城地铁系统；1961年以后，为了阻止东德人外逃，建了一堵柏林墙，柏林被分割了。自那以后，许多东、西之间的通道被堵塞了。而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铁轨，正是东、西德的交汇点。

    东德的铁路在这里向西德境内凸出了一小段弯道，然后又返回东德。火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被密封了。东德的乘客可以坐在火车里俯瞰很小一片西德的土地，但是他们不能踏上那片土地。

    当海因里独自一人在司机室里时，他将放下窗户，在列车路过某一地点时，他用弹弓将一个类似高尔夫球的东西弹到外面一个战争留下的炸弹坑里。列车外面总会有一名中年男子在那里溜狗，这个人知道海因里工作的时间表。当火车呼啸着离开后，他把那个高尔夫球拾起来，然后把它带给在CIA西德情报站工作的同事们。球被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被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而且消息还不错。他回国后先忙着汇报工作，接着有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