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森。您是哪位？”

    “莫斯科民兵总队谋杀案分部的检查员洛帕京。”

    斯文森的心情沉重了。对方说他是谋杀案分部的人。

    “你们酒店是否住了一名英国旅游者？”

    “当然有。好几个呢。至少有12个。你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我给你描述一个人：一米七高，姜黄色短发，姜黄色胡子，身穿深蓝色对襟夹克衫，领带上印有可怕的斑纹。”

    斯文森闭上了双眼，以吞咽动作抑制着强烈的感情。哎哟，不可能。只能是杰裴逊先生。晚上还在酒店大厅里见到他在等车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被抢劫了。现在博特金医院里。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在赛马场附近！”

    “当然知道。但是你提到的是谋杀案分部。”

    “恐怕他已经死了。似乎他的钱包和所有身份证件都被偷走了，只留下了一把印有你们酒店的房间钥匙。”

    “请别走开，检查员。我马上就到。”几分钟之后，本尼·斯文森坐在他的书桌前，心情惊恐万分。他做了20年酒店生意了，还从未遇到过客人被害的事情。

    他淮一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他想起来他的一个桥牌搭档在英国大使馆工作。查阅了一下私人电话本，他找到了那位外交人员的住宅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电话。

    “天哪，本尼，是那个记者吗？为《每日电讯》写稿的那个记者？我们不知道他到了莫斯科。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你的。”

    那位外交家放下了电话，他想这可真要引起惊慌了。英国公民一旦在国外遇到麻烦，不管是死是活，理所当然属于领事的负责范围，他感到应该在早晨之前把这个消息告诉某个人。他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

    1988年6月，莫斯科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回家已经10个月了。在国外招募的间谍回国后总是有改变主意和失去联系的危险，回国后可以销毁密码、隐显墨水和纸等在国外得到的秘密联络工具。

    招募方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公开指责那个间谍也毫无意义，而且显得残忍，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在敌人内部做反对暴君的工作需要头脑冷静，有些人并不具备这一点。

    像兰利的其他人一样，蒙克从来不把反对莫斯科政体的人与美国的叛徒相提并论。后者是背叛了整个美国民族以及他们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政府。他一旦被捕，将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经过公平的审判，可以找最好的律师。

    苏联人要反对的是一个已征服了90％的国民、仅代表不到十分之一人的利益的野蛮专制政府。一旦被捕，将遭受毒打，不经审判就会被枪毙，或者送进集中营劳改。

    然而，克鲁格洛夫信守了他的诺言。他曾经通过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投递过三次从苏联外交部内部得到的高级政策性文件，从而使美国国防部在苏联人坐到谈判桌之前了解了他们的谈判方针。1987年到1988年期间，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抗苏联的领导，波兰已经离开了她的怀抱，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很热闹，这时迫在眉睫的是，要了解苏联将要采取的对策。重要的是了解莫斯科自身的感觉，他们自己都感到力量不足，人心涣散。克鲁格洛夫将这类信息透露给了美国人。

    5月份，克鲁格洛夫表明他需要一次会面。他搞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他想见他的老朋友贾森。哈里·冈特心烦意乱。

    “雅尔塔的情况很糟糕，这里没人能安心睡觉。你是侥幸成功的，这次有可能是个陷阱。密码表明他是诚实的。但是，他也有被逮捕过的可能性。他有可能全部都招供了。这类事情你知道得太多了。”

    “哈里，这些天来有100万美国旅游者参观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