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体制的制约。没有书面签署的命令，任何情报官不得下达杀人的指令。对于像布尔那样的人，暗杀的签名必须来自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

    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是威廉·韦伯斯特，是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本本主义的前法官。要想从威廉·韦伯斯特那里得到一份杀人手渝，其难度如同试图用一把钝茶匙想从马里奥监狱越狱一样。

    但是毫无疑问，在是谁杀了布尔这个谜中，以色列的摩萨德当然是脱不了干系的。整个新闻媒介和布尔的大多数亲友都得出了这个结论。布尔曾为伊拉克工作过，而伊拉克是以色列的敌人。

    世界上主要情报机构中，摩萨德是最小、最冷酷无情和最雄心勃勃的。毫无疑问，它在过去执行过许多暗杀任务，使用三个基顿队中的一个——基顿这个词是希伯来语，是刺刀的意思。基顿队员来自摩萨德的战斗部，都是些隐蔽的、身手不凡的外勤特工队员。但即使摩萨德也有其做事的规矩。

    摩萨德杀人有两种范畴。一种是“行动的需要”，当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紧急情况发生时，那个挡道的人必须被消灭，而且要快，要永久性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特工队长有权消灭使整个行动陷入危险境地的对手，事后再从特拉维夫的上司那里得到追认。

    另一种要杀的人是那些已经被列上处决名单的人。这份黑名单存放在两个地点：总理的私人保险箱和摩萨德局长的保险箱内。每一位新上任的总理按要求均需看阅这份名单，该名单上可能列有三十至八十个名字。他也许会在每一个名字旁签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根据情况的变化，向摩萨德下达执行的命令，或者他也许会在每次执行新任务前坚持要协商一下。但无论何种情况，他必须签发处决命令。

    广义说来，黑名单上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残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将领，尽管这一类的人很少还活在世上。多年前，虽然以色列开展过绑架和公审阿道尔夫·艾克曼的一次重大行动，因为以色列要搞成一个国际性的杀鸡儆猴的例子，而其他纳粹战犯则被悄悄地清除了。

    第二类差不多都是现代的恐怖分子，主要是像艾哈迈德·吉布里尔和阿布·尼德尔那样欠有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血债的阿拉伯人，也有几个非阿拉伯人。

    第三类，有可能包括了布尔的名字，是那些在为以色列的敌人工作的人，且他们的工作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对以色列和她的公民带来极大的危险。

    共同点是那些目标必须双手沾满鲜血，要么是事实的，要么是预期的。

    如果要实施一次处决，那么总理会把案件交给一名司法调查官去办理。该调查官是如此地鲜为人知，以致只有极少数以色列司法人员听说过他，广大老百姓根本是闻所未闻。调查官将组成一个“法庭”，宣读罪名，出庭的有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被告律师。摩萨德的指控一旦被证实，案子就回到了总理那里，由总理签发命令。余下的事就由基顿队去执行。

    如果指责摩萨德杀了布尔，那么这个问题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漏洞百出的。确实，布尔是为伊拉克在工作，设计新的传统型大炮（其射程打不到以色列）、一个火箭项目（有一天也许能打到以色列）和一门巨炮（一点也不会使以色列担心）。但另有几百名科学家也在为伊拉克工作。有六家德国公司是伊拉克秘密毒气工厂的幕后策划者，其产品已经使萨达姆威胁到了以色列。德国人和巴西人在全力以赴研制萨德16火箭。法国人是为伊拉克研究原子弹的提议人和供应商。

    布尔其人、其想法、其设计及其工作进展，引起了以色列的极大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死后，许多事实显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为离家期间有人秘密地进入过自己的公寓而担忧。东西倒是没被拿走，但留下了外人进来过的痕迹。玻璃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