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一直是这样处理的。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工作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应该告诉他们，他没有间谍安插在被委派到巴格达的任何国家使馆里，且因为这件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于是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得到了他们驻在巴格达的使馆人员清单。没人相符合，没人以前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可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也没有。

    然而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1988年时有一个机构是在巴格达的，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

    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得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一个叫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的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推定他是愿意提供帮助的。

    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验证时发觉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诉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及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是这出闹剧的导演，要么耶利哥是在彻底背叛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

    大卫·沙龙寄出了第三封信，也伪装得很好。在写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时，已经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关于巴格达的一位客户订购一些精细瓷器和玻璃器皿的业务。显然，大卫在信中说，稍微多一点耐心是需要的，这样可安排好转运，并可保证货物不致遭受意外灾难。

    已经驻扎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说西班牙语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圣地亚哥，并说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唤他们的儿子请事假回来，因为他的母亲得了重病。是父亲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儿子。焦急万分的儿子申请并当即获准了三个星期的事假飞回智利。

    他在家里见到的不是患病的母亲，而是整整一组摩萨德培训官。他们恳请他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与父母亲商量后同意承担这个危险的工作。虽然全家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对先辈的国土的感情是强烈的。

    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名沙燕，不问缘由就把他在首都郊外海滨一座有围墙的花园别墅出借了，训练组去那里工作了。

    训练一名去敌对的地区操纵隐蔽间谍的卡查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但训练组只有三周时间。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们向那位30岁的智利人传授书信密写和基本密码、微型照相和微缩胶卷。他们把他带到大街上教他如何去发现尾巴。他们警告他千万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绝对紧急时，如携带着犯罪的材料。他们告诉他万一他认为已被跟踪了时，要取消约会和接取情报，待以后再进行。

    他们向他示范如何使用藏在假钢笔内的化学燃料，以便在洗手间里或在一个角落里在几秒钟之内销毁犯罪证据。

    他们把他带进小轿车内向他示范如何去发现汽车尾巴，一人充当教员，其余的扮做“敌方”。他们不停地向他灌输，直至他头晕耳呜。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觉。

    然后他们给他讲述死信箱，或邮筒——可以留下或者收取信件的秘密地点。他们向他示范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建立一个邮筒——在一道墙上的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在一块墓碑下面、在一个树洞里或在一块旗杆石下面。

    三星期后，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告别含着眼泪的双亲，经伦敦飞回巴格达去了。在那栋别墅里，培训组长把身体往椅子背一靠，筋疲力尽地用手托住了自己的额头，他对同事们说：“如果这个外行人能自由地活着的话，我愿去麦加朝觐。”

    训练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的头儿是一名虔诚的正宗犹太教徒。在向蒙卡达传授间谍技能的整个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