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抗辩到最后。”阿里说，“我发誓，如果他知道什么事，我们肯定能把它从他口中掏出来。”

    “把他装进一只口袋，”奥马尔·卡蒂布厉声说，“把他还给他的老婆去埋葬。”

    这是一只用强力白帆布制成的一只袋子，有6英尺长、2英尺宽。那天晚上10点钟，它被抛在了在卡迪西亚的那座房子的门口。由于户主的遗孀和屋里的佣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吃力地抬起那个袋子，把它搬进屋内，放到了餐桌上。老妇人站到桌子的一头开始悲痛地哀号起来。

    迷茫的老佣人塔拉走过去要打电话，但电话线已被扯断，无法打出去。于是他带上女主人的电话本——因为他不识字，走到隔壁的药剂师家里，请这位邻居帮助联系少爷——两个少爷随便哪一个都行。

    这个时候，也就是那位药剂师试图拨打差不多已经瘫痪了的伊拉克国内电话系统的时候，以及吉迪·巴齐莱已经回到了维也纳并已经起草了给科比·德洛尔局长的一份新的电报后，泽伊德少校正在把他当天一无所获的结果向哈桑·拉曼尼汇报。

    “它不在那里，”他告诉反间局头头，“假如在的话，我们肯定能找到。所以它必定在第四座别墅里，也就是那个外交官的家里。”

    “你能肯定没有搞错吗？”拉曼尼问道，“它不会在另一座房子里吗？”

    “不会，先生。最靠近的那座房子在光束交叉点之外。那些噼啪声电报的源头在地图上的那个菱形范围以内。我发誓没有搞错。”

    拉曼尼犹豫不决了。外交官是不好惹的，动不动就会跑到外交部长那里去告状。要闯进库利科夫同志的住宅，他需要走上层路线。

    少校走了以后，拉曼尼打了一个电话给外交部长。他的运气较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国外奔波的外交部长现在正在巴格达。而且现在仍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拉曼尼的会见被确定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

    那药剂师是一位好心人，整个夜晚他都在试拨电话。他没能打通朋友的大儿子的电话，但通过陆军中的一位熟人，他把信息传给了朋友的小儿子那里。他没能亲自告诉消息，但那个陆军中的熟人把话传了过去。

    消息于黎明时传到了位于远离巴格达的一个基地里的小儿子那里。一听到噩耗，那军官马上驾车动身了。通常路上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但那一天，即2月17日，他在路上走了六个小时。一路上有巡逻队和路卡。由于他的军衔，他可以驾车抢到等候检查的车队的最前面，晃一下通行证就可通过了。

    但这一招碰到断桥就行不通了。每到一座被炸断的桥梁前，他不得不等候轮渡。当他抵达他的父母亲在卡迪西亚的那座住宅时已是中午时分了。

    他的母亲跑上来抱住了他并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嚎陶大哭起来。他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母亲已经上了年纪，正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

    最后，他把她扶进了她的卧室。在浴室地上被士兵们翻得杂乱不堪的药品堆里，他找到了父亲在冬季犯关节炎时服用的一瓶安眠药。他给母亲服下两片，很快她就睡着了。

    在厨房里，他吩咐老佣人塔拉烧两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由老佣人讲述自从昨天黎明起发生的事情。当他讲完时，他陪着少爷去花园里察看了士兵们发现装着无线电发报机袋子的那个洞穴。小儿子爬上花园的围墙，发现了头天晚上陌生人翻墙进来埋下发报机所留下的刮擦痕迹。然后他回到了屋内。

    哈桑·拉曼尼在等候着，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在快到11点钟时，他终于见到了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长着灰白头发的外长说，透过眼镜，他像猫头鹰般地盯着拉曼尼。

    “使馆是允许通过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