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们的军服。这些是逃兵，他们躲开了布置在前线后防的宪兵行刑队。他们现在正以低价出售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以便换得一张返回家乡的车票。刚开始时，这些步枪还能每支卖得35第纳尔；四天以后，价格跌至17第纳尔。

    这名以色列渗入者有一项工作，他在夜晚完成了这项工作。摩萨德只知道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在8月份撤离时留有三个可发给耶利哥信息的死信箱。后来，出于安全考虑，马丁已经放弃了其中两个，但第三个仍在使用。

    那个以色列人在三个信筒里放进内容相同的信息，做上三个合适的粉笔记号，骑上摩托车又往西行，汇入到朝着那个方向蜂拥而去的难民潮中。

    到达边境又使他花了一天时间。他转下干线公路，朝南进入空旷的沙漠，越过国境进入约旦，找出他隐藏在那里的方位仪，发出了一个信号。嘀嘀作响的无线电信号当即被一架在内格夫上空盘旋着的以色列飞机所接收，于是那架直升机回到会面地点，把渗入者接回来了。

    在那50个小时里他没有睡觉过，吃得也很少，但他完成了任务并且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在地面战的第三天，爱迪丝·哈登堡回到温克勒银行的办公室里，心里感到既迷惑又愤怒。头天早上正当她要去上班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者说一口完美的德语并带有萨尔茨堡口音，他自我介绍是她母亲的邻居。他告诉她，她的母亲哈登堡太太因为踩上一块冰从楼梯上滑下来，伤得不轻。

    她马上打电话给母亲，但对方一直忙音。最后她气急败坏地把电话打到了萨尔茨堡电话交换局，但得到答复说那个电话一定是出了故障。

    她又打电话给银行清了假，然后穿越冰雪驱车去萨尔茨堡，并于中饭前抵达。她的母亲显得健康平安，对她的出现感到惊奇。没有跌倒，没有受伤。更为糟糕的是，一些无赖拉断了公寓外面她的电话线。

    当爱迪丝·哈登堡回到维也纳时，再去上班已经太晚了。次日上午当她走进办公室时，她发现副总裁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心情甚至比她还要沮丧。他批评她昨天没来上班，并板着脸倾听她的解释。

    不久，他把他自己的不幸也说了出来。昨天半晌午时，一个年轻人来到银行并坚持要见他。那客人解释说他姓阿齐兹，是一个巨额编号账户主人的儿子。他的父亲，这个阿拉伯人解释说，患病了，希望他的儿子来处理账户。

    对此，小阿齐兹出示了有关文件，以证明他是他父亲的授权代表，完全有权处理那个编号账户。格穆利希先生查验了授权文件是否有任何微小的疵瑕，但没能发现。他别无选择，只得照办。

    那个年轻人再三说他父亲要求关闭整个账户并把资金转移出去。这个，告诉你，哈登堡小姐，两天前刚刚有一笔300万美元的资金打进那个账户，使得资金的总额超过了1000万美元。爱迪丝·哈登堡静静地听着格穆利希讲述的悲惨的故事，然后询问了那个客人的有关情况。是的，她被告知说，他的名字是叫卡里姆。现在她提示了，一只手的小指上有一枚印章戒指，上面镶着一块粉红色的蛋白石，而且下巴上有一条疤痕。假如他自己的怒气没有消除得那么多的话，那么这位银行家也许会对他的秘书对于她所从来不曾见过的一个人的如此准确的提问感到奇怪。

    他当然知道，格穆利希承认说，该账户的户主肯定是某一类阿拉伯人，但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人是来自伊拉克的，或者还有一个儿子。

    下班后，爱迪丝·哈登堡回到家里并开始清扫她的小公寓。她擦洗了好几个小时。她拿到100码远的那个大垃圾桶里去扔掉的是两只纸箱。其中一只装有一些化妆品、香水、洗发露和沐浴液，另一只里面是各种女用内衣内裤。然后她回家继续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