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我当然记得，”密勒说，“我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怎么啦？”

    “我想跟你谈一谈，”警察巡官说，“不过不是在电话里。我们可以见见面吗？”

    密勒的记者头脑马上开动起来。凡是有什么事情要说但又不愿意通过电话来说，那必定是认为事关重要。至于勃兰特，密勒更难相信一个警探会在一些无聊事情上卖关子。

    “可以，”他说，“你有空出来吃饭吗？”

    “行。”勃兰特说。

    “好。如果你认为值当，我会出钱买的。”他说了鹅市场上一家小饭馆的名称，约定一点半钟在那儿会面，就放下了话筒。他还是迷惑不解，因为他看不出，从一个老头——不管他是或不是犹太人——在阿尔托纳区贫民窟的一间出租房间里的自杀，能搞出一篇故事来。

    吃饭时，这位年轻的侦探似乎一直避免接触他这次约密勒前来面谈的那件事情。等到上咖啡时，他简短地说了一句，“昨晚上那个人。”

    “是的，”密勒说，“他怎么啦？”

    “你一定听说过，我们也全都听说过，战争期间甚至于战前，纳粹对犹太人所干的那些事吧？”

    “当然，在学校里他们尽往我们脑子里灌这些东西，不是吗？”密勒感到迷惑和不安。象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当他十二岁左右在学校里读书时，人们告诉他说，他和他的所有同胞对重大的战争罪行都负有责任。他当时囫囵吞枣，甚至都不明白究竟指的是什么。

    后来就很难弄清楚老师们在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讲的那些话的意思了。没有人可问，也没有人想讲，老师们和父母们都这样。只是到了快成年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读到一点有关的东西，尽管他所读到的使他恶心，他却没有感到这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远得很了。事情发生时他并没有在那儿，他的父亲没有在那儿，他的母亲也没有在那儿。他心里自我辩解说，这跟彼得·密勒有什么相干的呢，所以他从没有去打听过姓名、日期和种种细节。他奇怪勃兰特为什么提起这个问题。

    勃兰特搅动一下他的咖啡，他也有点不怎么自在，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昨晚上那个人，”他终于说道：“他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集中营呆过。”

    密勒回想起昨晚担架上骷髅似的死人。他们最后都落得这么个下场吗？哪有的事。那个人无非是十八年前让盟军解放出来后活着活着就老死了。可是那张脸继续浮现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或者至少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看见过一个在集中营呆过的人。他也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党卫军杀人犯，这点他可以肯定。真碰到了，一定会知道的啊。

    他回想起两年前在耶路撒冷审判埃希曼时报刊的热烈反应。各报好几个星期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他想起在被告席上的那张脸，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觉得它那么平淡无奇，平淡得让人泄气。正是读了有关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才第一次稍稍明白，党卫军是如何干那些勾当，他们又是如何逃脱处罚的。不过那些事都发生在波兰、俄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很久很久以前。他看不出跟他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他把他的思路拉回到现在，拉回到勃兰特的谈话在他的心里引起的不自在感觉。

    “怎么回事？”他问那警探。

    代替回答，勃兰特从他手提皮包里拿出了用棕色纸裹着的一包东西，从桌面上推过来。“那老头留下一本日记。实际上他并不太老，五十六岁。看来他当时就作了摘记，藏在他的裹脚布里。战后他全部改写过，就成了这本日记。”

    密勒不是太感兴趣地看了看那包东西，“你在哪儿找到的？”

    “它就放在尸首旁边，我拣起来带回家了。昨天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