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侦探，就绝无可能在国内任何其它警察部队中得到晋升。

    他们已经很习惯于看到半数以上的州对他们要求合作的请求置之不理，他们借出去的档案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他们所要缉拿的人得到匿名的通风报信后突然失踪了。尽管Z委员会的人明白这项工作并不是与他们大多数同胞的意愿相符合的，但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干下去。

    即使在路德维希堡这座友好市镇的街道上，市民们也不和Z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不承认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给这个市镇带来了不光彩的名声。

    彼得·密勒在商道尔佛街五十八号找到了该委员会，这是有一道八呎高的围墙的一座巨大的前私人宅邸。两扇大铁门挡住了汽车的去路。大门一边有一个铃把，他拉了一下。

    一个挡板滑开了，出现了一张脸。那是必不可少的看门人。

    “请问……”

    “我想找你们一位调查检察官谈话。”密勒说。

    “哪一位？”那个人问。

    “我不知道姓名，”密勒说，“谁都行。这儿是我的证件。”

    他把自己的记者证捅进小窗洞，迫使那人接过去。这样至少他知道那张记者证会送进楼里去。那人把窗板关上就走了。当他回来时，则来开大门了。密勒被带上五蹬石阶来到正门跟前，正门是关着的，挡住了清新而寒冷的冬天的空气。

    大楼里，中心供暖系统搞得屋里闷热不堪。从他右边的一个小玻璃隔间里出来另一个门房把他带进一个小接待室。

    “马上就会有人来。”他说完就把门关上了。三分钟以后进来一个五十开外、态度和蔼、彬彬有礼的人。他把记者证递给密勒，然后问道：“有何贵干？”

    密勒从头开始，扼要地把陶伯、那本日记以及他打听爱德华·罗施曼下落的经过说了一遍。

    那个律师聚精会神地听着。“很有意思。”

    他最后说，“问题是，你能帮忙吗？”

    “希望如此。”那个人说。

    自从密勒在汉堡开始打听罗施曼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使密勒相信他遇见了一个真正愿意帮助他的官员。

    “但问题是，尽管我真心诚意地准备接受你的查询，可是有许多清规戒律管着我们这个苟延残喘的机构，把我们的手脚全捆住了。根据规定，有关任何在逃的党卫军罪犯的情况是不得告诉任何人的，除非他得到某个属于专门指定的政府机构之一的正式支持。”

    “换句话说，就是你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啦？”密勒说。

    “请你谅解，”那个律师说，“这个机构经常受到攻击。不是公开的——还没人敢于这样干。但是私下里，在掌权的圈子里，不断有人向我们放冷枪——对我们的预算，我们的权限，我们活动的范围等。凡是条例已规定的，我们没有伸缩的余地。就个人来说，我本愿意得到德国报界的协作来促进这项工作，但这是被禁止的。”

    “我明白了。”密勒说，“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剪报资料库？”

    “没有，我们没有。”

    “在德国究竟有没有一个对公众的调查开放的剪报资料库？”

    “没有。在国内只有各家报馆和杂志社收集和拥有剪报资料库。《明镜》周刊的资料被认为是最系统的。其次，《彗星》杂志的也很不错。”

    “我觉得这相当奇怪，”密勒说，“今天在德国一个公民该到哪里去查询关于对战争罪行的调查进程和有关在逃的党卫军罪犯的背景材料呢？”

    那个律师显得有些不自在。“恐怕一般的公民不能那样做。”他说。

    “好吧。”密勒说，“那么在德国有关党卫军的档案材料在哪里呢？”

    “在这里的地下室里有一套，”那个律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