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着。它被放在他汉堡寓所的一个箱子的箱底。

    他还有一支枪，一支小巧的“棱尔”牌自动手枪，是完全合法地买来的。那是因为一九六零年他在采访汉堡破获的一个犯罪集团的时候，受到了小保利手下匪徒的威胁。那支手枪锁在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也在汉堡。

    由于酒——双份白兰地——的力量和疲劳，他略微感到头晕。他站起来，付了钱，走回旅馆。正当他要走进去打电话时，他看见差不多就在旅馆门口有两个公用电话亭。用这个更安全些。

    快十点钟时他才在西吉工作的夜总会找到了她。在乐队的吵闹声中，他必须喊叫才能使她听见。密勒打断她的一连串问题——问他去过什么地方，为什么见不着他，他现在在哪儿等等，只告诉她他需要什么。她抗议说她不能离开，但他声音中的某种东西使她停了嘴。

    “你好吧？”她在电话上喊叫说。

    “是的，我挺好，但我需要你的帮助。亲爱的，请别让我失望。就是现在，今天晚上。”

    她停了一下，然后简单地说：“我来。我对他们说我有急事，家里有事或诸如此类。”

    “你的钱够雇车吗？”

    “我想够。我可以向随便哪一位姑娘借一点。”

    他把过去用过的一个通宵营业的出租汽车站的地址告诉她，向她强调要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认识这个老板。

    “有多远？”她问。

    “离汉堡五百哩，用五小时你就能到达。从现在算起六小时，你将在早晨五点到。别忘了把东西带来。”

    “好吧，你等着吧。”停了一下，又说，“亲爱的彼得……”

    “什么？”

    “你心里有什么事吗？”

    时间信号响了，他手头已经没有一马克的零钱。

    “是的。”他说，放下听筒，因为电话已经断了。

    在旅馆的休息室里，他问夜班侍者有没有大信封。这个人殷勤地在柜台下找了一阵之后，找出一个棕色的厚纸信封，大得足够装下一张四开纸。密勒还买了许多邮票，足够把这个装了不少东西的信封当一级邮件寄走，他把侍者手头通常只是供旅客寄明信片之需的邮票全买光了。

    回到房里，他把他整晚一直带着的文件包放在床上，拿出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一束从文策尔的保险柜里取出的材料，还有两张照片。他重读了日记中的两页，早先就是这两页日记才促使他去追寻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他把两张照片并排起来研究。

    最后，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白纸，写了一封简明扼要的信，向收件人说明信封里装的这束材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他把这个说明连同从文策尔的保险柜里拿出的档案和一张照片装进信封，写上地址，贴上他所买的全部邮票。

    他把另一张照片放进他的短上衣胸前的口袋，把封好的信和日记放回手提包，塞到床底下。

    他从衣箱里取出一小瓶白兰地，倒了一些在放在面盆上的玻璃杯里。他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但这种烈性酒使他松弛下来。他躺上床，头略微有些眩晕，迷糊睡去了。

    ※※※

    在慕尼黑的地下室里，约瑟夫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怒气冲冲，暴躁不安。在桌边，里昂和莫迪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自从特拉维夫的电报到达以后已经过了四十八个小时。

    他们想追踪密勒，但毫无结果。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在他们打电话来问时，曾到拜罗伊特的停车场去，然后回电话说车已开走了。

    “假如他们认出那辆车，他们会知道他不可能是个从不来梅来的面包工人，”当约瑟夫听到这个消息时咆哮说，“即使他们不知道车主是彼得·密勒。”

    后来，斯图加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