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了吗？绝不能透露给报界或其他任何方面。也可能不列颠对勒伯尔爱莫能助。我只想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全都扫它一遍，你是最后一着啦。”

    “估计这个人是冲着戴高乐来的吗？”

    “应该是这样，这是从调查的来头猜出来的。但是法国人异常谨慎，他们当然不愿意公开张扬出去。”

    “当然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查询要求是通过老家伙通讯网提出的，由勒伯尔直接找曼林逊。也许法国保安总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之间并没有老家伙通讯网那样的联系。”

    即使劳埃德意识到了他所暗示的保安总局和秘密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未动声色。

    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你在想什么呢？”

    “真有趣，”劳埃德盯着河水说道，“你记得菲尔比案件吗？”

    “当然啦。”

    劳埃德接着说：“在我们这个部门里，这个案子还余痛未了呢。菲尔比是1961年1月从贝鲁特叛逃过去的。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可是在情报处内部却闹得不可开交，调动了好多人。必须如此，因为他把阿拉伯处的大部分人和其他人都揭了底。有一个必须迅速调离的人是我们在加勒比的首席代表。他在贝鲁特和菲尔比一块儿待了六个月才刚去的加勒比。

    “就在同一个月，一月份，多米尼加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市城外一条僻静的路上被杀害。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杀死的，他的政敌很多。我们的人那时回到了伦敦，有一阵子我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后来他又另调了工作。他谈到过一个传闻，说特鲁希略的车子是被一个枪手用步枪打了一枪被迫停车的，埋伏的人冲上去炸开了车，这才把里面的人打死。这一枪真他妈的打得准——从150米外朝着一辆飞跑的汽车打的。子弹穿进司机座旁边那个小三角窗子，只有那个窗子不是防弹玻璃，整个汽车是装甲的。子弹击中了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到这会儿游击队才出来。奇怪的是，传说这个狙击手是个英国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的空啤酒杯都吊在手指头上晃来晃去，眼睛都盯着已经完全漆黑的泰晤士河水。两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炎热、遥远的岛国里干旱灼人的景色：一辆小汽车以70英里的时速从柏油马路上冲到岩石嶙峋的山脚边；一个穿着浅黄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绶带的老头——他以残酷无情的铁腕统治这个国家达三十年之久，被从汽车的残骸里拖出来，打死在路边。

    “这个人——谣传中的人，有名字吗？”

    “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得了。那时候不过是在办公室里聊天。那一阵子我们困难重重，一个加勒比的独裁者实在不值得我们操心。”

    “这个同事——这个和你谈这件事的人，他写过报告没有？”

    “一定写过，例行公事。但这只是一个传闻，没有什么根据。而我们所注意的是事实，是有根有据的情报。”

    “但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一定会归档的吧？”

    “应该是这样，”劳埃德说，“不过它的可靠性极小。因为只不过是当地酒吧间里的传闻之一，那地方谣言多得很。”

    “可是你能设法回过头来查查那些档案吗？看看有没有那人的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你回家吧，”他对侦探长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打电话给你。”

    他们走回酒馆，送回啤酒杯，然后走向店门。

    当他们握手告别时，托马斯说：“我很感激你。也许什么都找不出来，不过还是寄希望于万一。”

    当托马斯和劳埃德俯身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谈话的时候，当豺狼在意大利的米兰一家屋顶餐厅饮尽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