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帷幕拉开了。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欧洲经历了最大的剧变。罗马帝国崛起、衰亡，基督教崛起，蛮族崛起，欧洲从古代世界进入中世纪。在大起大落和湍急的转弯时，没有时间过多品评，当历史的小船终于滑入暂时的浅滩，我们终于可以讲更多的故事，作更多的对比。

    这一站到伦敦——一个有度的城市。

    我们对英国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是大英帝国。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课堂上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从英国开始，通常说的也是那两个世纪——18世纪到19世纪。那是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的世纪，因而也就是集中了最多目光的世纪。我们详尽学习现代化如何突然爆发，学习从文艺复兴到工业化前期有哪些新变革、新技术与新思想，民族国家与中世纪国家有哪些差异。我们的目光集中于时代的断裂，研究全新的东西，却似乎并不怎么研究延续与生长的东西。中国没能够自发进入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因而急须了解转变的过程是什么，如何发生。

    然而，没有任何新事物是在全新的土壤中诞生的，也没有任何转变仅仅是转变。所有的枝叶都有遥远的根。当两棵树开出的花朵不同，果实不同，高度也不同，通常从阳光与水分的考察中是得不到答案的。如果它们是不同的树，那么历史与根系就已经不同。

    现代国家的根源在12世纪已经奠定。

    议会是西方传统吗？

    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问题：古代中国没有自动发展成现代模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国家，那么究竟缺少了什么东西？诚然，这样的现代国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它是历史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和资本主义一样，宪政国家没有在中国自发生长。

    我们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不完全是。从宋朝开始，资本充足、工人众多的工场就已经开始运营。江南的丝织工场雇佣工人达到千人，矿场达到万人，在工场主手中的资本随利润流动。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吗？也不是。中国古代的市场从秦汉时就一直存在，战国时已存在广泛的贸易、富商和市场决定物价的机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管子》已经提出了国家调控物价和货币的方法，《史记》则阐述了货物各得其所的市场特征，唐宋之后的雇佣工资也是市场决定的。总体而言，古代有着比较自由的经济环境。

    在于缺少一次像样的大革命吗？有道理，但不充分。中国起义造反不能算少，只是起义成功之后都回到前朝的老路，不是起义领袖没有革命的精神，但还是没有突破现存的理念。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也不算少，极端的王莽改革，大胆的王安石改革，最后都没有“实质的改变”。那么在于新教伦理和儒家思想的区别吗？也许有关系，但肯定不确定。并不是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能发展出现代宪政国家，即使是新教宗教改革后的地区也有很多仍然按传统模式生活。

    现代宪政国家究竟从何而来？

    在世界范围看，帝王或国王本身可能并不是关键。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保留了国王，但仍然迈入了宪政国家的范围。法律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建立可能也并不是关键，中国古代有系统的成文法律和稳定的公共行政，自战国时代法律就明文公布，但不能归为一个宪政国家。阶级瓦解恐怕同样不是关键，秦汉时期中国贵族已然瓦解，后世的政府是对平民开放的政府，并非阶级政治，可尽管如此，中国仍不算是民主宪政国家。中国的平民参与并非作为国度的主人，而是作为雇佣的工作者。

    在对比所有这些差异之后，慢慢有一个因素浮出水面。或许只有它才是差异的关键——议会。议会是民众的代表，是与国王对峙的群体。唯有出现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