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莫扎特的死讯传到伦敦，海顿不能相信，他失声痛哭，以后每一次和人提起都会痛哭。

    英雄的浪漫

    1791年是时代的转换。遥远的巴黎正在命运中摇摆，大革命的杀戮尚未进入高潮，革命的未来还在岔口前犹疑。里的西穆尔丹和戈万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宣言，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还没有成为生死相向的仇敌。国王尚未处死，断头台还没有沾上四千片血污。启蒙运动仍然保持着它的理想，不曾想到革命最后会以皇帝告终。波拿巴正从大革命的沙场中走来，此时还不曾有人注意。启蒙、理性、秩序仍然是革命的宣言，打造一个理性新世界的梦想仍然鼓舞人心。

    然而最终，一切脱离想象。

    当革命失控，成为一场流血的屠杀，当纯洁的理性理想不得不以铲除异己作为实现手段，世界陷入非理性的混乱。自由，平等，博爱。战争。革命的宪法还在滚烫的演讲台上发光，作为独裁者的战争英雄已经开始自己给自己加冕。

    世界进入战争状态，政治战争，人的内心也经历起伏战争。在大革命之前，整个欧洲在科学革命的鼓舞下，崇拜普遍性、秩序与公正，然而当大革命试图将这些理念贯穿于世时，人们却发现，理性和秩序并非简单可得。用鲜血祭祀，动荡席卷了欧洲。战争给人赤裸裸的争夺的印象，催生了国家与民族主义。理性缺少了用武之地，它所声称的普遍进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在很多人看来，它骄傲自负，自以为掌握真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人类斗争的一部分。

    对世界失望，个人主义英雄开始诞生。个人主义英雄在文艺复兴时代曾经有一次诞生，但那是从宗教的控制中诞生，从中世纪的荒芜中诞生，而此时此刻英雄的诞生却是要从主宰世界的普遍性中诞生，从内心的理性中诞生，生成一种独特而英勇的气质，为了某种理想付出生命的气质，超越理性的命令，追求内心充分的表达。当理性变成冰冷的命令，个人主义的激情就成为唯一点燃艺术家心灵的温度。这不是革命之后短暂的倒退，而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百年挣扎。

    这是古典时代的落幕，浪漫主义时代的开启。

    贝多芬在1792年来到维也纳。

    贝多芬是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过渡的英雄。他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浪漫主义的第一位大师。贝多芬曾在1787年来到维也纳，求学于莫扎特，但因母亲突然去世，返回波恩，照顾家人。1792年，当海顿从伦敦回来，曾绕道波恩，在大公的宫廷里见到了贝多芬，同意收他为徒。此时贝多芬的庇护者说出惊世的预言：“到维也纳去。你将从海顿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灵魂。”

    1791年，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个人最近的时刻，也是他们唯一都不在维也纳的时刻。仿佛乐章中的一个气口，乐句与乐句之间留下叹息的空白。

    贝多芬是音乐的英雄。刚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并不受人欢迎。很多人传言说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但真正的对决又让他们受不了。他们说他弹奏太大声、太不文雅。贝多芬从不是宫廷里文质彬彬的宠儿，他是倔强又自我的人，在他人看来，举止未免粗俗。他一直在创作，从几首钢琴协奏曲，到两首广受好评而中规中矩的交响乐。他在这期间发现自己的耳朵失聪，在痛苦的遮掩中更为痛苦地坚持创作。那段时期，没有人能想到他的困窘，但从他的书信中，我们能看到一个与自己斗争的绝望的灵魂，独自承担一切命运。1803年，他曾想将自己的第三交响曲提献给共和国的英雄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承担着对和平和某种共和理想的承诺，但拿破仑称帝，让他非常失望，于是愤怒地撕去献词，只留下题目。其实他自己才是英雄，那交响曲原本就应该是他的。属于他，并赋予他。

    贝多芬开启音乐的个人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