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自先秦之后即无此历史经验。所以中国之商业长期在西方两个极端（即封建制度下的极端封闭和资本主义下之极端展开）之间。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即能算资本主义，则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即曾在明末清初出现，可是这样的发展没有普及成一般现象，其间不上不下的情形只赢得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为尴尬。世界上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可见得两方社会组织有根本不同之处，作者没有将资本主义之定义规划清楚，于是削足适履，产生一个非驴非马之称呼，此点下节将再论及之。

    由于对这样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阶段缺乏实切的定义，故成为研究西方历史的累赘。以布罗代尔教授为例：他的《世界文明与资本主义》（此书原名《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了中译本——编注）有三巨册，洋洋百万多字，引证举例之丰富可谓空前。只是其著书之宗旨，乃“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史”，呈现其“品类、模型和规范”。在此前提之下，他将材料纵横曲折容纳于一炉。例如说及初期的证券市场则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一齐叙述，通过跨世纪的沿革，不仅交易所在的建筑物和地图了如指掌，而且喊卖股票的口语和零售咖啡童子的插嘴也记入书中。于是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南针。毛病在什么地方呢？但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者真有如马克思及恩格斯所言，出现于一个“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与封建社会相埒，当中无所不包，不能仅以“经济史”名目概括之。今日我们首要知道的，是其组织形成的经过，注重其动态，而不在其已成定规后之品类及模型。

    当然布教授并不是不知道此事。他自己曾说：“实际上，每个根据旧式组织之社会一开货币之门，迟早必失去其需要之平衡，从没有适当控制的力量中放出来。新的交换方式产生动摇的力量，是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其他人不利，每一个社会受此冲击，都会出现‘历史性的’新页。”他也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若是如此，则其不单仅为经济史，更兼为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当中“翻出新页”的情形，有过于新系统的规范。

    本书著稿之前，作者亦曾翻阅时下流行以资本主义为衔面之书籍20余种。虽说开卷有益，总有启发借用之处，但是对我们刻下应当注意的问题，关系却不深。一般的通病，只对刻下资本主义的“好”“坏”提出意见，缺乏历史之纵深。根据上述布罗代尔之意见，资本主义之展开既在各国产生剧烈变化，则研究资本主义之专书应当根据其冲突的情形分国论列。可是迄今这样的书籍被吾人触目者尚只一部，而其出版至今已60年。又布氏见解，我们无法认为不正确，但马克思著作之整体也可以算是对布罗代尔教授提出之冲突的一种指责。如何才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生理家？除了以上韦伯在他书中偶然提及法制之重要外，其他重视法律与资本主义展开关系的专书，也只有一部而且叙述简单，只有理论的大纲，缺乏事例之引证。

    所以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希望对资本主义作一个概略的回顾与前瞻。这个重要的工作，仍落我们自己手中。

    以中国为本位的考虑

    今日中国的读者面临资本主义这一名目，还必须考虑到：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

    答复第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