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

    参观完瑞典文学院，我们有一种闻名不如见面，而见面又不如不见的感觉。心想，原来不过如此，很有些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很大程度是图书馆所展出的书给我们造成的。

    后来，禁声同志给我们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现代，不仅仅靠作品，这里面还有些“门道”。第一，当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学奖，几乎完全在于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还有文学思潮与不可捉摸的西方读者的兴趣变化。比如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关注起来，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就是技术因素：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活动。所谓活动说明了就是拉关系。瑞典文学院名义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个老头子院士仍然要受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响。禁声同志说，如果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能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确定下来；认为获奖也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巴金或者艾青获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如俞连斯登自己也承认的，他们的评奖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见得就说明我国的文学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看还是本世纪初那些不愿承担此项评奖活动的院士有见识：靠十八个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国文学情况的老头子，来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最佳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实也证明，从一九○一年以来，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