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