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谢晋的名字，已是陷入劳改农场的60年代“大饥荒”时期了。那时，看电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补充手段。电影队来了，饥饿的犯人们都被赶出号子，分组排队到打谷场上。稍有力气的还搬块土疙瘩当凳子，疲惫不堪的就席地而坐，病号则干脆睡在地上蜷成一团，挂在土墙上的白布像船帆一样晃荡，电影的画面真可谓“地动山摇”，但我却被一部叫《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所感动。支离破碎的影片怎能让饿着肚子的人暂时不饿？就因为斑驳杂色之中有一股“气”，有一种“神”，如同一幅成为古董的国画或拓片，时光不能磨灭其间的神韵，这正印证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理。从此，谢晋这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

    20年后，1981年，谢晋突然与我联系，要将我的小说请李准老师改编，拍成叫《牧马人》的电影。虽然平反后的两年间我已获过文学奖，见了一点世面，认识了一些文坛宗师，但谢晋来找我，对我来说还是另有一番意义，“久仰”二字决非空泛之词。见了面，他对小说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坚定了我走文学这条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信。今天，也许我在中国文坛算得上一个站得住的人物，但17年前，刚刚走出劳改队，精神和神经仍是“弱不禁风”。电影的“受众”比起小说来更为广泛，观众数以亿计，《牧马人》获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这才鼓起了我后来一次次“闯禁区”的勇气。在当代中国社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学创作最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谢晋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直到今天我对他仍怀着感激之情的一个原因。

    以后和谢晋的交往频繁起来，年年要见几次面，于是大致知道他是怎样走过那条并不比我轻松的道路的。关于他的事，他本人很少和我谈，倒是从李准老师那里听来的多。每一件事都让我感慨，我常常暗自将他与我对比，他虽然侥幸没进过劳改队，但在“大牢笼”中，其艰辛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准老师每讲一事，我总想：我要碰上这事我能挺得住挺不住？老实说，他碰到的有些事要放在我身上，我大概很难挺得过去。八方风雨集于一身，外患加上内忧，生活中所有的遭遇无不令人感到自身的脆弱，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支撑，整个人生都是那么无助和绝望，而在这种境遇中还要生产一种称为“精神产品”的电影，如果不是将电影艺术当作自己生命本身，生命中的一切，怎能挺得过去？这不由得令我对他又产生了几分崇敬。

    90年代初，有些报刊开展了所谓“谢晋模式”的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讨论中有人对谢晋的电影艺术睨而视之，贬为“煽情”，我读了很感不平，几乎拍案而起要写篇文章。但终因对电影艺术的生疏无从下笔，怕“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何况谢晋也并不需要我“帮忙”。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说：中国电影我的确看得不多，为什么我办了个影视城居然还不多看中国电影？因为我偶尔看看中国电影，多数要让我睡觉：电影语言干瘪，画面构图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许多过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都应剪掉），服装、化妆、道具粗制滥造，虽然我们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精细到电影中用的碟子少了泰坦尼克号的标记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时代总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国电影（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受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影响，画面中的服装、化妆、道具让你搞不清剧情和人物是在什么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是纯娱乐性的，人们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理。内地电影、电视连续剧带有“教育”任务，人们当然有权要求它符合情节所需的真实性。更让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员的表演，真可谓“叹为观止”，很多演员连“死”都不会“死”，临“死”前还要找块干净的地方慢慢躺下（这里我想起谢添老人在《洪湖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