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又惯于强烈表达自己的主张。日本人一般隐藏得很深，从不说出来，而是藏在心里，但到了压不住的时候，就会以很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日本战败投降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内始终不认真道歉和认错，并不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极右势力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日本自身的原因之外，二战结束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难辞其咎。

    日本投降后，美国从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出发，在日本投降问题上，在开罗宣言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的强硬立场上不断退步，同日本作了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对战犯的惩治也极不彻底，这为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保留了孽根。

    美国督促日本通过的和平宪法的内容是：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此，“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换句话说，就是规定日本无权对他国开战，也不得保有武装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宪法被称作“和平宪法”。

    然而，就在美军对日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改革的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主要对手已经变成了苏联。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此后，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于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新的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和目标。

    可以说，以这个文件的形成为标志，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不再想削弱和打击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养成美国在东亚的基地。

    1948年10月，远东委员会同意美国关于结束甲级战犯审判的提案，东京审判仅仅进行了第一批战争嫌疑人的审判便草草收场。包括岸信介等重要战犯在内的其他在押的嫌疑人大多在此后陆续被释放，这些战犯在未对其战争罪行做任何反省和改造的情况下，很快就重返政坛。

    关于赔偿。1948年3月21日，美国陆军部公布了“斯特瑞克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强调恢复日本经济需要外部援助，因此，其规定的赔偿数量，比原鲍莱方案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Draper）偕同斯特瑞克再次到日本，并于6月又发表了“德雷珀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所规定的赔偿额又比“斯特瑞克报告书”大为减少。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考埃发表声明，最后宣布停止实施赔偿计划。

    与此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促使日美关系由“敌国”变成了“盟国”。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在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将日本作为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违反战争结束前夕盟国约定的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协议，与日本单独媾和，并把日本纳入所谓“自由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从此一跃而起。

    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与美国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媾和后长期驻扎日本，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

    与联邦德国相比，即使是在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褫夺公职的处分也不十分彻底。战后初期，在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实施了非常严厉的“非纳粹化”政策。

    例如，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