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对人类命运所下的注评，对人类孽根所做的探讨。小说内容与旨意，幽暗神秘，扑朔迷离，我们凭着知性和理性，不能予以合理的分析争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现实世界的黑社会（或地下社会）为象征，影射人性之中最幽黯可怖的一隅。换句话说，作者用人间的地狱，影射人心的地狱，我们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没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下流社会，但我们都知道“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我们许多人，活一辈子，可能从未十分意识到自我黑暗罪恶的一面，而恶性也很可能没有十足发作过。但的作者显然认为，在所有理性修养与意识控制的掩盖下，人心深处确实隐匿着一个幽暗阴森的罪孽渊薮，而当这份“孽”不幸而发作起来，就是一股绝对无法抗拒的魔力，把人往下拖拉，吸吞人这一个不见天日、幽暗无比的深渊。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伸出手爪捞住娟娟，猛咬她喉咙。从此，娟娟的咽喉下端就横着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

    娟娟的单薄身子，不但容纳着母亲遗传下来的疯癫症，更烙印着父亲加之于她的乱伦罪。真正是载满了罪孽。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于是“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

    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

    两人见到了娟娟。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

    在这样一个看来好像以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取胜的短篇小说里，却埋伏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与总评。我们可以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白先勇简直不是我们今日世界的人。他，就是“过去”，就是他以为命中注定必须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灵。

    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将“宿命”观念织入情节里。

    小说叙述者，到五月花不当酒女之后，有一天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卢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