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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从《台北人》的缺失说起
我们就假设,文学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之性质如何,真能或多或少影响作品的优劣。然而,这种基于世俗一般道德观或价值观的批评,用之文学作品的品质鉴赏,在实际评价时,会发生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困难。现在让我慢慢加以解说。

    首先就是“对不对”或“正不正确”的问题。我们有一道德训条:“明辨是非”。这是一句十分光明磊落的话,可是绝难实行。是非之间,善恶之间,时常没有绝对的分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就以婚姻一事为例。长一辈的人,凭藉自己较多的见闻和经验,往往认为婚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夫妻二人出身背景相似,如此婚后才易和平相处。所以,当一个富家女,爱上穷教员,非他不嫁,父母就会骂她不懂事,思想不成熟,而认为她对选择婚姻对象的态度,是“错误”,“不正确”。可是,就女儿来说,由于她一心一意恋爱这个穷教员,觉得没有了他,生命就全无意义,有了爱情,任何困难都可克服,便会反过来责怪父母太现实,太势利眼,而肯定认为父母对选择婚姻对象的看法,完全“错误”,“不正确”。如此,我们假若硬要“明辨是非”,界定选择婚姻对象的“正确”态度,是采取父母的观点?女儿的观点?或者来个社会调查,看看赞成父母的人多,还是赞成女儿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是非正误的标准?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常会碰到“情”“理”正面冲突,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有人认为选择情才“对”,有人认为选择理才“对”,究竟哪种态度“正确”?哪种“错误”?这当然全是个人观点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子弹爆炸时之极端恐怖悲惨景象,认为极不道德,因而终身致力呼吁控制原子,核子武器的使用。他很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但是,我们住在中国的人,目睹的是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当然会认为用原子炸弹逼使日本投降,终止日军对我同胞的残害,才是真正道德的事。这不是以牙还牙的问题,也不必一定是国家民族观念的问题,同样是基于“人道主义”。那么,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究竟如何评判?用谁的标准来评判?

    是非善恶的测量尺标,不但如我例子所示,因观点或立场不同而有异,因各人经验和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异,在自古迄今的时间之流里,也发生过甚大的变动。比如中国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不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的人都肯定认为这是“正确”的观念,今人却不以为然,女权主义者大概还会说,这是最“恶”,最“不道德”的思想。由此可见,是非善恶的社会观念,不但受制于“人”“地”因素,也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根本没有一个固定永恒的标准。

    没有固定标准——这就是当我们尝试以作品题材之“对”“错”或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对”“错”来评价文学作品时,必遭遇的头一个大困难,这样的文学批评,其论点与见解,绝对不可能获得读者一致的同意,因为每人观点不同,见解就不同。即使硬要少数服从多数,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为正不正确的标准,世上却还有千百个其他社会,而其他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见可能完全相反。就算世界上每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今日都抱同样的看法,明日呢?后日呢?千百年后呢?谁又胆敢保证未来?

    人生观随人而异,价值观随人而异,而且世上同一件事,也常兼有好坏相对的两面,甚至更多面。在这样的情形下,以任何一种固定的人生观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必然引起多数人或少数人的反感。这不仅是指文学批评文章而言,也是指文学作品本身而言。然而文学之创作,完全不同于文学批评,本来就是要作者用明显或暗含方法表达他自己的或他想像出来的对人生之看法,不然就不是文学作品了。如此,无论作家自己或他所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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