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端了。如果真是这样，显见村重当时的心态已经有些异常。

    史家中也有人强力主张，这是织田信长和荒木村重的性格差异所造成的，因为循规蹈矩、教养高尚的荒木村重，再也忍受不了信长轻蔑传统、奔放背俗的作风。这些年来，重视传统和礼教的高尚之士的确逐渐离开了织田家，但是村重年届四十三，正是判断力最强的时期，怎么可能单为这个原因就舍弃了高位和光明的未来，不顾一切地展开成功率几近于零的冒险行动呢？而且村重在决定谋反之前，曾有相当明显的挣扎，并非因为一时冲动而叛变。

    某些研究者主张村重是受到毛利或本愿寺的利诱。照当时的常情判断，敌人前来游说煽动的可能性极高，但村重信仰基督教，应该不至于和本愿寺勾结，倒是比较可能受到当时在毛利家庇护下待在备后鞆地的足利义昭煽惑。不过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足堪证明。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问题出在村重本人的野心上。的确，荒木村重一手掌控了织田家西部战线的要冲摄津，以他的地位和立场，就算有其他野心，也不算过分。可是谋叛之后，荒木村重的行动却出乎意料地迟缓，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野心勃勃、意图篡夺天下的举措。相反地，他甚至在叛变以前传唤手下的大名高山右近和中川濑兵卫来商量。一个明知谋反要靠密谋才能成功，却在叛变之前到处找部下商量的人，怎么可能盗取天下呢？这些举动，看起来反而比较像一个被逼入死角、身心俱疲的落难英雄。

    总而言之，这种种说法固然陈述了某些事实，却都未能提供一个让众人满意的真相。因此，很可能是这所有的情况，再加上荒木村重因为疲惫而产生的心理崩溃，才引发了这次的谋叛。

    事实上，那段期间荒木村重所率领的军团老是接到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摄津一带的治安，以及确保前往各战线的补给路线安全畅通。这是非常艰困的工作，因为摄津位于畿内的中心地带，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以致新旧势力混杂纠葛——既有足利体制的余党，也有仰各国大名鼻息的人；同时，历史悠久的寺社众多，一向宗、法华宗和基督教的势力也不容小觑，而且浪人、盗匪、民间武士等无赖也四处群聚。当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被杀后，此地立刻变成化外之地，无法无天，穴山梅雪一行人被杀，德川家康几乎冒着生命危险才返回三河，可见当时京畿并不是甚么治安良好的地方。

    要维持这种地方的治安，确保运送补给的路线畅通，恐怕比和一个小国作战还要辛苦。但信长可不是那种仁慈的统帅，肯让荒木村重和他手下的一万五千大军只做这么一件事，而是毫不客气地还要派他们到各地战线支援。

    天正五年到六年间，荒木村重所率领的军团打了无数场仗。杂贺党作乱时，他们前往纪伊讨伐，然后又赶到播磨和毛利家作战；松永叛变时他们出动了，对于平定丹波也贡献了心力，尤其和石山本愿寺，更不知交手了多少次。换言之，荒木军团虽然身负维持摄津秩序的重任，却仍不断机动性地奉命支援西边部队的需要。

    荒木一一扛下了这些任务，而且在各地都有不错的表现。但在这段期间，村重本人疲惫不说，士兵更是焦躁不耐。不管被派到哪里，他们都只是援军，必须尊重当地主将的职权，上阵时老是被安排在不利的位置，被迫去打没把握的仗。这些情况尤其让直属信长的大名抱怨连天，更加重了村重的精神压力。他只能在信长授权的范围内指使这些未接受他赏赐领地，和他建立起封建主从关系的支援大名。这对通情达理的村重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担任过足利义昭手下、接受了传统教养的荒木村重，无法接受织田信长激进式的改革作风，身心备受煎熬。村重一定是以自己的观点为基准来判断，认为内外一定有许多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