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金融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帮的票号和宁绍帮的钱庄。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金融与贸易几乎都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借力。欧洲最早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源于商号，在商业活动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专业金融服务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分离。中国的票号发展也不例外。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经济发达和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确实令人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来却也合乎情理。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走南闯北的魄力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国商业版图中脱颖而出。晋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后者远涉万里，足迹直达蒙古、莫斯科，成为中国茶、丝、布、粮、铁等商品最大的贸易商，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与犹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从业数十万人的庞大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而犹太金融网络则发轫于金钱兑换、存款放贷、票据交易等纯货币业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大的网络辐射能力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快速便捷优势。当网络优势一旦确立，则后来的竞争对手几乎难以插足。这也是后来南方的钱庄始终无法在远程汇兑业务领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够庞大的网络致使钱庄规模普遍偏小，最终难以形成类似犹太金融业的庞大国际金融帝国。

    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交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射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涌入这个辐射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